影响粮食供需调节的隐性因素 [复制链接]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专论

　　影响粮食供需调节的隐性因素
李文学
粮食的供需平衡问题，涉及到经济的均衡理论和粮食经济的运行机制。因此在研究粮食的供需平衡问题时，应重点考察粮食经济的现实运行情况，以揭示存在于体制、制度、习惯和调控操作背后的深层次因素。
自耕农粮食的安全性与城市居民用粮保障的不确定性
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粮食供给是建立在２．４亿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基础之上的，是在生产者首先满足自己消费需求之后，才安排商品生产的。这种首先保证自食安全的行为，实质是粮食安全保障的家庭化，也构成了中国粮食生产与交换的特殊格局。
值得研究的是，这种供给格局，改写了传统的供给曲线。这个变化说明，自给性需求恒等于自给性供给，用于自给部分的生产，不受市场变化的影响。尽管目前农民的口粮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种什么吃什么，有的需要借助于市场进行品种调剂，但农户中比较低的商品率，对这个分析给以了理性支持。
供给曲线的变化，决定了自耕农的粮食具有稳固的自给保障。这是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大稳定因素。在自给基础上的商品生产者，他的一般选择是不管种粮合算不合算，都要千方百计保证自己的需求，从而使自耕农群体获得了极为可靠的粮食安全保障。即使遇到灾年，只要不绝收，就可以有一定的粮食用于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
在自耕农取得粮食安全保障的同时，另一方面是城市居民安全用粮的保障系数降低。在粮食生产比较稳定，供给基本平衡的情况下，这种保障体制所导致的安全系数的降低，是个忽略不计的因素。一旦粮食供给发出偏紧信号，自给性的生产会得到强化，自耕农家庭储粮也会相应增加，城市居民用粮就有面临紧缺的可能。对此，有人说：“中国再出现６０年代初的粮荒，要挨饿的将不再是农民，而必定是城市居民。”现阶段，粮食供给相对充裕的现实，使这种潜在的可能性趋近于零。由此可得出：研究中国粮食安全保障问题，应主要研究城市居民粮食安全保障问题。
价格调节的局限性与比价变动的灵敏性
以往在研究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关系时，一致认为价格具有无条件的调节作用。当粮食价格上涨时，会刺激生产，抑制消费；当粮食价格下跌时，会打击生产，刺激消费。这种观点似乎可以被传统的供给与需求曲线证明。但遗憾的是这种论证忽视了两个条件，即生产能力的有限性和需求弹性的稳定性。就是说，供给能力的主要制约因素不是价格，而是综合生产能力。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即或是大幅度提高价格，也不会得到大幅度增产的回报。粮食价格的下跌，对于文明理智的消费者来说，也并非就无所顾忌地去浪费粮食。
价格调节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农产品的等比例提价对增加有效需求的效果并不是很大。这个认识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得以佐证。价格调节的局限性的根源是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的客观艰巨性。
当认识到农产品整体价格弹性较小时，还会发现，对粮食生产的拉动，是某一个品种（主要是谷物）的价格弹性。在提价余地较小的情况下，调整农产品内部比价，可以收到刺激粮食生产的效果。提高谷物价格，生产者就会调整作物布局，减少其他作物种植面积，增加粮食的种植面积。近几年我国实行的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就是巧妙利用了比价变动有效性的经济学原理，从而达到了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目的。但是，政府用于增强粮食安全保障的政策取向，从长远看，第一位的不是价格，而是科技进步。因为同一数量的投入，用于提价与用于新品种、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后者的回报不知要比前者大出多少倍。
经营行为的趋利性与交换选择的相逆性
自耕农留足口粮和饲料粮，剩余部分才是可以到市场上交换的商品。既然是商品，其生产者就应追求收益的最大化。而作为消费者，所要追求的是用最小的支付获得最大的使用价值，即质优量大的粮食。
但是，在市场信息不完全、不透明、不对称的情况下，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市场选择，往往出现逆市场规律的行为。主要表现在生产者的越贵越不卖，消费者的越贱越不存，形成价格上涨刺激购买，价格下跌加重市场疲软的与经济规律相悖的现象。生产者与消费者这种逆市场而行的心理预期，无疑在粮食紧缺时放大了供需缺口，在粮食出现剩余时加重了卖粮难。这种逆市场而动的行为，作用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中，累积的变量是惊人的。在粮食供给紧缺时，３．６亿城镇居民每人多存１０公斤粮食，就是３６亿公斤，相当于全国１年贸易粮总量的２．９％；在粮食出现卖难时，２．４亿农户每户多卖１０公斤“过头粮”，就是２４亿公斤，相当于新加坡全国两年的粮食消费总量。生产者与消费者在市场上的推波助澜，给政府的宏观调控和进行总量平衡，增加了无法避开的难度。由此可见，粮食市场的运作，要比理论上假设的情况复杂得多。在粮价下跌时，并不能证明是粮食多得不得了；在粮价上涨时，也不意味着粮食缺得很多很多。政府在施行以总量平衡为目标的宏观调控时，不可忽视市场主体意识的偏差和市场信息的失真程度。
调整结构和总量平衡之间的相佐性与相向性
调整粮食结构，对总量平衡的影响，具有相佐性与相向性的双重可能。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最终结果是相向的。相佐性，是指调整粮食种植及品种结构，可能引起产量的下降，给总量平衡增加难度。这种难度，主要是通过粮食品种之间的替代性反映出来的。北方玉米的增产，无法替代或补充南方水稻的减产；南方的早稻增产，又由于口感不好和饮食习惯不同，而无法补充北方小麦的歉收。相向性，是指结构调整的结果，可能引起总量的增加，或者通过质量的提高减少人均需求量，从而加大总量平衡的物质基础。
粮食经济的运行，所追求的目标是供需的实际平衡，而不是理论上的平衡；是宏观上的平衡，而不是微观上的平衡。分析结构调整与总量平衡的联动关系，要看对实际平衡的最终贡献。把适合种饲料的耕地由种早稻改为种饲料，从表面上看粮食总产可能降低，但在单位面积上，其回报率要比种早稻作饲料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用于发展畜牧业，产出的优势对粮食的总量平衡具有很强的补充作用。在结构调整过程中，某些优质粮食品种比如“绿色食品”的引种，也有可能对粮食的总产量产生影响。由于引种的效果是提高粮食的成品率或优质品率，因而这种结构调整与总量平衡是相向的。这些情况足以说明，对粮食结构进行调整，并不能得出总量下降的结论。如果结构调整的目标明确，方法得当，对总量平衡有益而无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