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全社会力量加快我国生态环境建设步伐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动员全社会力量加快我国生态环境建设步伐
姜春云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传达贯彻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关于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重要批示，总结交流经验，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加快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步伐。
　　一、深刻领会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的批示精神，统一思想认识，增强治理生态环境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江总书记、李鹏总理的重要批示把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方针政策，都讲得非常明确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生态建设作出这样长篇的重要批示，是党的历史上所没有的。我们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把“植树造林，绿化荒漠，建设生态农业”，作为关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作为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反映了亿万人民的愿望，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大规模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伟大斗争的动员令。
防治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重大课题。我国在历史上曾经是森林茂密的国家。在人类社会早期，全国森林覆盖率达６０％以上。西周时期黄土高原的大部是森林地带，其余是一望无际的肥美草原。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异和几千年来人为的破坏，到２０世纪初已成为世界上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到１９４９年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８．６％，不少地方光山秃岭，风沙四起，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坚持不懈地开展治水治土治沙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７０万平方公里，人工造林保存林面积达到５亿亩，森林覆盖率达到１３．９％。全国实施七大流域水土保持工程，在１万多个小流域开展了综合治理。这对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必须看到，生态环境治理进展缓慢，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总的说，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控制住。据遥感普查，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增加到３６７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３８％。８０年代以来，全国沙化面积年均扩大２４６０平方公里。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带来了极大危害。一是加剧贫困程度。目前全国农村５８００万贫困人口，９０％以上生活在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严重的地区。恶劣的生态环境是当地群众贫困的重要根源。二是严重制约可持续发展。建国以来，全国因沟壑侵蚀、表土冲刷、水冲沙压损失的耕地达４０００多万亩，年均１００多万亩。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土地后备资源相对匮乏，人增地减的趋势又很难逆转。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失去应有的生存空间。三是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发生。林草植被的破坏，导致水源涵养能力减弱，小气候恶化，雨量减少，加剧了干旱和沙尘暴的发生。特别是水土流失造成河道湖泊严重淤积，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涝灾害。目前黄河下游已成为“地上悬河”。长江有的江段也成为“悬江”。有的湖成为“悬湖”。各地大、中、小河流和水库山塘淤积，造成的洪涝灾害防不胜防。
以上情况说明，加紧治理水土流失、荒漠化，已经成为全国人民面临的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成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大计。在２０世纪即将结束，２１世纪将要来临的时刻，在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的前夕，江总书记发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根本改观历史遗留下来的恶劣生态环境的伟大号召，李鹏总理提出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要１５年初见成效，３０年大见成效的奋斗目标。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实施这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既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大壮举，也将是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二、总结实践经验，探索治理路子，坚定搞好生态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开展治山治水治沙斗争，再造秀美的山川，无疑是十分艰巨的，但也是完全能够实现的。榆林和延安的变化就是突出例证。榆林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延安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都是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地方。建国以来，经过４０多年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大规模综合治理，生态环境开始步入良性循环，自然、经济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治理穷山恶水的前景和希望。全国其他地方也有不少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成功典型。这些典型充分说明，只要下定决心，路子对头，政策正确，真抓实干，恶劣的生态环境是可以改变的。
榆林、延安和其他地方的经验，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自然规律违背不得，生态环境破坏不得，违背了规律、破坏了生态，必然要受到惩罚，越搞越穷；只有顺应规律，建设生态，才能步入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走上富裕的道路。这些典型虽然各具特色，但治理的路子基本是相同的，这就是以大流域重点治理为骨干，小流域综合治理为单元，生物措施、工程措施和技术措施相结合，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具体说，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第一，由片面追求短期效益，掠夺自然资源，转变为恢复优化生态、建设生态农业。长期以来，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单纯向大自然索取，作为维持生存的唯一选择，进行掠夺式开发。其结果，不但经济没有上去，反而把生态破坏了，陷入了“越垦越荒，越荒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必须在思想观念和工作指导上来一个根本性转变，由掠夺资源转到培育资源上来，按自然生态规律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一定要认识到，对自然资源多一份破坏，就会带来加倍的灾难；而多一份保护，则会得到几倍的财富。我们决不能再做广种薄收、掠夺资源、破坏生态那种“饮鸩止渴”的蠢事，而应该坚定不移地走保护资源、优化生态、精种多收、退耕还林的正确路子。
第二，由注重治理下游，转变为上下游兼治，从上游治起。俗话说，“水是一条龙，从上往下行，治下不治上，等于白搭工”。这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治水经验的总结。建国以来，我们在黄河中上游大搞水土保持，在干流建水利枢纽工程，在下游疏浚河道、加固堤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许多地方的小流域治理，坚持统筹规划，上下兼顾、标本兼治，从上往下治理，效果特别显著。所有小流域又都是江河的上游，在一定程度上说，千万条小流域治理好了，才能从根本上把大江大河治理好。
第三，由单一工程措施，零散治理，转变为以流域为单元，全面规划、综合治理、集中连片治理。全国正在实施的十大生态工程，基本覆盖了我国主要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地区。先后开展的小流域综合治理，总面积达５０万平方公里。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治理，可以合理利用自然地貌地形，因害设防，兴利除弊，各项治理措施科学配置，相互促进，收事半功倍之效。
第四，由偏重搞大中型工程转变为大中小微型工程相结合。治理水土流失，需要兴建一些大型骨干工程。但大型工程受财力的限制，不可能上得很多。最现实最有普遍意义的是发动广大群众，多搞一些小型微型工程。这些小微型工程，投资少，见效快，依靠群众的力量，国家适当扶持，就能干起来。乡可以干，村可以干，户也可以干。事实证明，哪里发动群众大搞小型微型水保工程，哪里的面貌变化就快就大。
第五，由单纯防护性治理转为防护与开发相结合。一些地方治山治水治沙，既注重资源的保护和培育，又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做到治理与开发结合，与治穷致富结合，既优化了生态，又增加了农民收入。实践证明，坚持以效益为中心，实行长、中、短期利益密切结合，以短养长，才能有效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水土保持带来生机、活力。
以上讲的，是这次会议总结的几条带普遍性的经验。全国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应当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治理路子。
　　三、制订和完善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明确今后的奋斗目标和主攻方向
实现生态环境建设的宏伟目标，是一项规模巨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制订科学周密的总体规划。这个规划，既要有明确的目标，又要有切实的措施，真正成为组织千百万群众向大自然进军的行动纲领。根据江总书记、李鹏总理的批示，经有关部门研究，初步设想，全国生态环境建设工程，提出近期、中期、远期三个阶段的目标。
近期目标，从现在起，用１５年左右的时间，基本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坚决控制住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坚决控制住人为造成的水土流失，全国水土流失和沙化面积不再扩大。有条件的地方，治理步子力求更大一些，效益更好一些。生态环境恶劣的地方，也要杜绝乱垦、过牧、滥伐等现象，开始实行退耕还林还草。
中期目标，在遏制生态环境恶化势头之后，再用１５年左右的时间，使我国的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的改观。
远期目标，到下个世纪中叶，全国建立起适应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系统，全国大部分地方实现山川秀美，大江大河的水基本变清。
上述目标，是就全国而言的。不同类型的地区，尤其是水土流失、沙漠化严重的地区，包括黄土高原区、长江上中游地区、风沙区、南方石质山区、北方土石山区、草原区，要从当地实际出发，确定治理的目标，抓住主要矛盾，明确主攻方向。
对水土流失区域类型的划分，每个区域治理的重点和预期的目标，还要反复论证，制定全国统一的规划，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最后定下来。不论哪个地区，对生态环境的治理都不能等待观望。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抓紧做好动员组织工作，加大工作力度，今年秋冬就要取得新的进展，并且要年复一年坚持不懈地干下去，努力实现既定的目标任务。
　　四、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确保生态建设工程的顺利实施
第一，切实加强现有林木植被的保护。采取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坚决把破坏林木植被的势头制止住。
强化对森林资源的保护管理。把坚持限额采伐制度和使用林地许可证制度作为加强林木、林地管理的关键来抓。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打击乱砍滥伐林木、滥占林地和毁林开垦等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活动。特别要保护好天然林，下决心逐步减少以至停止对国有林区天然林的采伐。
积极开展封山封沙、育林育草。各地要建立健全严格的封育制度和乡规民约，并认真抓好落实。
下决心改变广种薄收、破坏生态的农作方式。２５度以上的坡耕地要逐步退耕还林还草，不宜放牧的地方要退牧还草。
制止森林过度采伐，必须解决山区群众的烧柴问题。大力发展薪炭林，加快沼气、风力、太阳能、地热、煤炭、作物秸秆等其他能源的开发利用。各有关行业要严格控制木材及其制品的消耗。
第二，认真抓好生态建设重点工程。尤其是搞好林业建设、农田建设、水利建设和草原建设工程。
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正在实施的十大重点林业生态工程，要保证质量，加快进度，提高效益。同时，要考虑以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和重点风沙区治理为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大型的、综合的、跨流域、跨省区的林业生态环境建设工程。争取用５０年或更长一些时间，把各主要流域的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建设起来，把风沙沿线的防风固沙林建设起来，把沿海防护林带建设起来，把宜林荒山和广大平原绿化起来，在整个国土上形成带网片结合、纵横交错、相互联结、结构合理的森林植被体系。
梯田建设工程。我国２／３的国土是山丘，１／３的耕地是坡耕地。把坡耕地修成水平梯田，变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为“三保田”，是丘陵山区蓄水抗旱、保持水土、实现稳产增产的根本措施。要把“坡改梯”作为治理水土流失的一项大工程来抓。
水利建设工程。按照“上蓄下疏”的方针，大江大河的中上游，在搞好大中型控制性水利工程的同时，要充分发动群众，大搞小型微型拦蓄水工程，把天然降水、地表径流尽可能拦蓄起来。这样，既可减少水土流失，又能减轻下游防洪的压力。在符合防汛行洪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多搞一些。在大江大河的中下游，要搞好清淤护岸，疏浚河道。鉴于黄河下游尤其是入海口严重淤积的情况，要利用小浪底水库截流后的有利时机，深挖河槽，淤背固堤，提高行洪能力。
草地治理工程。按照加强管理、突出重点、分期分批的原则，搞好人工草场建设，实行轮封轮牧制，采取围栏封育、松耙、补播、施肥等措施，尽快恢复、优化草原植被。
第三，建立健全投入保障机制和政策扶持体系。坚持国家、地方、集体、个人一起上，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筹集建设资金。国家重点大型生态保护治理工程，要纳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立项投资，地方按比例安排配套资金。地方性的建设项目，由地方负责投入。小流域治理主要依靠广大群众的劳务投入和国家以工代赈。
各级政府要增加生态建设投入。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财政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扶贫资金、以工代赈等的使用，都要把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作为重要内容，统筹安排。
增加社会投入。国家已建立农业基金、林业基金和水利基金，并尽快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这些制度要真正落实。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鼓励社会上各种投资主体向生态环境建设投资。
增加群众投入。坚持“谁造谁有，合造共有”的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群众治山治水治沙的积极性。要更加扎实有效地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继续完善劳动积累工、义务工制度，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生态建设。
第四，落实“四荒”的有关政策。有计划地推行“四荒”使用权承包和拍卖，允许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允许不同经济成份的主体购买“四荒”的使用权；允许“四荒”使用权一定５０年不变，对治理难度大的“四荒”拍卖使用权的期限还可以更长一些。治理开发成果允许继承转让；国家在征用时，要对治理成果给予补偿；对买而不治或买后乱垦者，集体有权收回。
第五，依靠科学技术。把现有的科研成果和治理经验全面推开，就可以大大加快生态建设进程，提高治理效益。要强化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同时，要针对治理中的技术难题，组织科技攻关，力争有新的突破。
　　五、实行强有力的领导，组织打好生态建设这场硬仗
各省（区、市）、地、市、县，要根据中央的部署和各地的实际，制订生态建设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经党委、政府讨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后，作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代接着一代干，一张蓝图干到底。每年或几年干到什么程度，要实行目标责任制，签订责任状，向上级备案，向群众公布，并逐年检查、总结，把生态工程的完成情况，作为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
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真抓实干。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集中精力抓，几套班子合力抓。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严重的地方，应当把带领群众向穷山恶水作斗争，作为图生存、求发展的根本大计。各级干部要到治山治水治沙第一线，和群众一起实干，并长期坚持下去。
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要协同作战，形成强大的合力。要加强基层专业技术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积极作用。要强化预防保护和监督执法工作。广泛深入地宣传《水土保持法》、《森林法》、《草原法》和有关规定，不断提高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和法制观念，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生态建设的强大舆论。
防治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建设生态农业，形势紧迫，任务艰巨，意义深远，责任重大。让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和求实务实、实干苦干的作风，紧急行动起来，积极投身于这场改造、征服大自然的伟大斗争。我们坚信，经过一代一代人的持续奋斗，一定能够实现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宏伟目标。
（摘自１９９７年８月３１日在全国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现场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