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样的季节？——关于维·潘诺娃的小说“一年四季”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这是什么样的季节？
——关于维·潘诺娃的小说“一年四季”
苏联　维·科柴托夫
编者按：本文原载五月二十七日苏联“真理报”。作者通过对小说“一年四季”的批评，指出作家对生活不能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和自然主义的描写方法；作家必须深刻地研究生活内容，必须通过真实的描写，反映时代的特征，回答生活所提出的问题。文学作品必须给生活以正确的评价，使读者知所爱憎。这些意见值得我国作家们注意。
如果文学批评界多少已经确定了潘诺娃的长篇小说“一年四季”在苏联文学中的地位，那么我是不想来谈论这部作品的。对于潘诺娃的小说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说，这本小说是关于社会心理学的；另外一些人认为它是描写日常生活的；还有些人说：这就是“生活本身”。最后，也有一种意见，认为“一年四季”是一部有关教育问题的长篇小说。
有人肯定说，这本小说中搜集了丰富的生活材料，文体优美，读起来流畅，同时也提出了一些生活中的问题。——这些都是不能不使人同意的。
事实确是如此。但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使作为文学工作者的我感到不安：小说“一年四季”中搜集的是什么样的季节的材料？作者又怎样理解和安排这些材料？总的来说，这本小说是否符合我们苏联文学发展的主要轨道呢？
你读一读潘诺娃的新作品，你的眼前就不由得浮现出许多年前、还在新经济政策初期的某些作家笔下的那些人物。我们在那类书中所看到的，是作者片面地夸大地注意年轻的苏维埃实际情况的阴暗面，是努力采取客观主义观点的作者的与世无争的态度。因此，思想上缺乏明确性，也就发生了自然主义的描写，这种描写就是谢德林所嘲笑的：“看见篱笆——就说：篱笆；看见腰部——就说：腰部。”
我们来看一看小说“一年四季”。小说的故事发生在现代，所描写的是一个普通苏联城市的生活。在读者面前涌现出作者所介绍的当做正面人物的许多人。但是他们发生着奇怪的变化。当小说的人物在他们生活路程的初期——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时，我们看到了活生生的性格。但是一涉及现时生活，涉及人物目前的行动，——他们就立刻黯然失色了。例如，道罗菲娅·库普里雅诺娃就是这样。在这本小说最好的部分，鲜明地表现出了道罗菲娅的青年时代。我们面前是一个刚毅的、热爱生活的、坚定的、在成长中的……苏联妇女。一当作者把她从一个时代移到另一个时代，——道罗菲娅就立即变得暗淡无光，变成了一个平凡的、实质上是失掉了个性的工作人员，她不仅在伟大的苏维埃事业中、而且在自己的家庭中都不是一个重要角色了。
她的丈夫列奥尼德·库普里雅诺夫也没有能经得起这种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转移”。他变成了一个没有血肉的影子。
包尔塔舍维奇这个人物并没有黯淡下去，确实是，也没有变化……，可是这比道罗菲娅的情况更加奇怪。奇怪的是，我们在小说中完全没有看见那在许多年间促使他犯罪、欺骗苏维埃社会、逃避法律制裁的原因。
潘诺娃从他的主要人物的生活中、传记中，抛掉了将近二十五年的时光，她抛掉了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年代、争取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斗争年代，抛掉了那些广泛展开社会主义竞赛的年代。这些年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不反映到小说中老一代人物的意识中的，不能不影响他们的世界观的形成和他们的命运的。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怎样呢？这个年代在小说中只是闪了一下，在人物的生活中好像没有这几年一样。
既然没有这一些，既然人物没有经历过五年计划、也没有经历过战争，那么他们的形象自然是精神上贫乏的，他们没有具备我们这一卓越时代的特点。批评家普·哥罗莫夫在“星”杂志今年第二期上写道：“在潘诺娃的新小说‘一年四季’里，许多人物都置身在生活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中，用以表现这些相互关系的形式恰正指出了我们今天的苏维埃实际情况的特征。”
当你读到小说中的下面一段时，这种断言就变成纯粹可笑的了，这一段列举了能够表明“我们今天的苏维埃实际情况特征”的“生活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是这样：“人们相爱和结婚；不和睦了，就离婚；人们有了孩子，孩子应该教育，于是从教育问题产生了一系列冲突。青年男女在中学毕业或者由于物质条件而未能达到这一点，他们升入大学或工作，以及离开大学，离开工作。人们庆祝命名日和迎接新年，出差或到休养所去，人们想着扩大自己的薪金和自己的住宅面积……人们庆祝新居和五一节，搬到宿舍中去，准备生小孩和为自己的亲人送葬。”
这里指出今天苏维埃实际情况特征的是什么呢？
是的，在我们今天，凡是人类生活中久已存在的现象都没有消失，它是存在着的。但是，要知道，问题在于它是怎样地存在于生活之中，它是怎样地存在着，在于它有着哪些足以表明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形式，以及生活因此产生了哪些新的问题，提出了文学和艺术不应置之不理的哪些问题。
而批评家们认为在小说中尖锐地提出的那些问题，如果从一个积极争取新的、先进事物的胜利，而对一切陈旧的事物深恶痛绝的作家的立场来看，是否已经解决了呢？没有！这位女作家只是提出了一些个别的事实，却避免从实质上来解释产生这些事实的原因。
小说中没有一个人物真正受到了谴责的根源，可能就在此。共产党员包尔塔舍维奇自杀了。共产党员道罗菲娅·库普里雅诺娃对儿子的反社会行为，没有负起教育的责任。年青的坏蛋金纳几依逃脱了责任。
我的意思决不是说要对小说中的人物进行审讯，或是进行党内的处理，而是应该使读者看到他们受到他们所处的社会的谴责，受到作者的谴责。可是看不到。给包尔塔舍维奇辩解的一点是，他的坏蛋妻子——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坏分子使他陷入了丑事的深渊，给道罗菲娅·库普里雅诺娃辩解的一点是，她很爱自己的儿子，同时她本身在青年时代的生活很艰苦，于是她把自己未能享受到的生活的全部幸福都投给了他。而给金纳几依辩解的一点是：他由于那坏蛋的刀而受够了苦。这样一来，读者得到了什么样的结论呢？就是要怜惜包尔塔舍维奇的孩子，怜惜和“理解”道罗菲娅和她的儿子，要惊讶在坏人的家庭中培育出了极好的孩子，而在那些曾为苏维埃政权流过血的人的家庭中却培育出了坏蛋，这样你就会想：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事。
如果这样，如果小说“一年四季”的作者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只是表现“生活中存在的”事情，而对于这种事情不给以任何评价，那么她就是走上了自然主义的道路。自然主义是什么也不说明的。自然主义能够使人快乐、惊奇，触动某些情感，但是决不能做出深刻的、生活上真实的、社会的和艺术的概括。
读者期待于我们苏联作家的，不是“生活中有这种情况”的图书，而是对生活中发生的问题的回答。写生活的真实情况——这并不是简单地摄下生活的表面现象，而是深刻地思考生活的现象，指明新事物和旧事物的斗争，促使先进的、新的和进步的获得胜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要求就是这样。
我们习惯于把作家当做生活的教师的读者们，愿意在我们的书中看到他们可以仿效、可以学习、可以追随的人物，看到人物的劳动、斗争以及与陈旧、过时和异己思想的体现者的冲突。新与旧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发展的基础。
我确信，根据“一年四季”小说的生活气氛，根据它的大多数人物（甚至于小学生谢辽查和他的日记都很接近于科斯加·梁布采夫〔注〕）看来，这本小说显然与新经济政策初期的几部著作相呼应，同时，当时的重大问题、实际问题，在这本小说中却一点都没有反映出来。
读这本小说时，可以明显看出作者描写生活的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态度的全部错误。姆·沙吉宁在“消息报”所发表的他的一篇赞美“一年四季”的论文中，曾这样谈到潘诺娃处理情节的手法：“……‘一年四季’这个名称本身，就好像是对读者说：我使我的人物通过最自然的、我们不可避免的情节过程，通过季节的过程，通过春、夏、秋、冬的变化。”
人——不是禾本科的植物，使他们通过春夏秋冬本身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况且四季也有各种各样的。例如，让一个人通过一九一一年的秋季是一回事，让他去通过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的秋季则又是另一回事。一九四一年夏天，当国家鼓起全力击退希特勒匪徒的猛烈进攻时是一回事，而今年的和平的春天则又是另一种样子了。
事情不仅在于时间，而在于这是什么样的时间。时间是怎样，社会生活事件是怎样，那么对于人也就有怎样的影响，他们的行动和性格便会是怎样，问题也就是怎样。
而潘诺娃却可以把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整个时代都任意从人物的生活中抛掉：因为时间只不过是春夏秋冬的更替而已。既然是更替，那么时间长些、短些是没有丝毫区别的！
在这里我想谈谈下边这一点。我想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潘诺娃这样一位决不是刚开始写作的人会写出精神、问题和人物处在我们时代之外的小说
“一年四季”呢？为什么在她的小说中歪曲了我们同时代人——苏联人的形象，特别是共产党人的形象呢？
我认为，事情在于：要写我们的时代就是说首先要写新人，写正是我们时代的新人，这就是说要异常热情地反对一切因循、过时和落后的事物，同时要异常热情地确认新事物，成为争取新事物的积极战士。文字艺术家和全体苏联人一样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应该勇敢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烧掉生活中一切否定的、腐朽的、死亡的和一切阻碍前进的东西。同时，我们的作家要在肯定的艺术形象中揭示出新型的人，揭示出他们的人的尊严的全部壮丽。
现实主义的文艺——俄罗斯的或是外国的古典作品，总是为了什么而斗争，抨击了什么和肯定了什么。它提出了生活中最重大的问题，企图加以解决；它唤起伟大的感情，它让人爱这个，憎恨那个。先进的现实主义的文学确定了当时的高尚理想，创造了为这些理想而斗争的英勇无畏的战士形象。
同这一巨流在一起的，有各种文学流派。这些流派之中有庸俗的文学，它既不关心摧毁这个，也不关心肯定那个，它也没有使人产生伟大的感情——爱或憎。它所关心的只是怎样“安排”自己的人物，怎样唤起对他们的同情、怜悯，使读者“替他们设想”，“了解”他们。小说“一年四季”的作者号召我们“了解”和“怜悯”在家庭生活中意志薄弱和软弱的道罗菲娅·库普里雅诺娃；“怜悯”离开正直道路的包尔塔舍维奇，“同情”他的不幸的家庭，“同情”那最后在生活中“安排自己”的所有的人。
为了描写这样的世界，是不需要时代的特征的。小市民的幸福和小市民的酸辛是由这一时代游荡到另一时代而没有多少变化的。
直到现在为止，作家协会还没有对小说“一年四季”展开过原则性的讨论。这部小说是否把我们的文学推向前进了呢，还是苏联文学最主要的任务——教育青年、形成青年的世界观和趣味——被牺牲在这种刺激性的趣味之中了呢。
依我看来，这本小说不仅没有把我们的文学推向前进，——它还可能把我们的一些作家推上与苏维埃文学精神格格不入的庸俗文学的道路上去。
（君强译）
〔注〕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有一本小说名为“科斯
加·梁布采夫的日记”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