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灿灿的山丹丹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红灿灿的山丹丹
张沛
初秋的一天，我把杂乱堆陈的书柜整理了一遍，找出了一本十五年前，我和诗人朱子奇编写出版的诗集《延安晨歌》。书的封面是一片红灿灿的山丹丹。当年在陕北、延安住过的人都很熟悉山丹丹花。这种花开在背洼里，好像一个含羞的青春少女，不愿让人轻易看见她。在陕北流传着关于山丹丹的爱情民歌。这幅洋溢着民族特色和艺术魅力的封面，是古元画的。横在画页上面的《延安晨歌》这个遒劲有力的书名，也是他写的。
我久久凝视着这片红灿灿的山丹丹，将近六十年前的延安往事，悄悄地向我走来……
１９３９年秋天，我从晋西北岚县的“彭八旅”（八路军一二○师以彭绍辉为旅长的三五八旅）回到延安，再一次跨进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大门，到文学系学习。这年，我十七岁。当时，鲁艺已从北门外搬到桥儿沟，在几排石窑洞围成的院子里，住着文学系、美术系、音乐系、戏剧系的一百多人，绝大多数学生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年轻人。他们所好所学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目标：投奔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并且多数人先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战斗成员。
古元，１９３９年１月就来到鲁艺美术系。我同他虽不在一个系，但都是年轻人，天天见面，自然而然就认识了。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也是后来几十年深深刻在我脑中的印象：谦虚、质朴，话不多，但实实在在。我们常在黄昏中在延河边散步，这是当时艰难条件下的唯一享受。他当时二十岁，但老成稳重。有一次我问他：“你来延安前在美术学校学什么？”他憨厚地笑笑说：“我喜欢画，但我没有专门学过画画。”从闲谈中才知道，他同我一样，都是一个中学生、穷孩子。
１９４０年春天，“鲁艺”院子里的梨花正在盛开的时候，我们这一期的学员毕业了。古元遵照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到“大鲁艺”（即到群众中）去学习，他被安排到延安川口区会庄乡担任乡政府的文书，而我则被调到《绥德抗战报》当记者，开始了我漫长的新闻生涯。
谦逊、质朴、憨厚的古元在与延安的人民、延安的土地紧密相融的时候，他深深蕴藏着的超人的艺术才华，像火花一样喷射出来。就在这一年，他的木刻版画成名之作《运草》，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马车上高高的草堆，一个头挽羊肚肚毛巾的陕北农民在扬鞭赶车。多么真实、动人的意境，多么浓郁的生活气息，多么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又是多么自然地体现了民族风格。作品发表以后，博得了解放区和大后方人民的高度赞赏。而后，古元又连续地发表了一些优秀木刻，表达了他在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以后的巨大创作力。
１９４２年，周恩来同志将古元的作品带到重庆参加全国木刻展，徐悲鸿先生在展览会上见到古元的木刻版画后，兴奋地说：“我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发现中国艺术界一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古元。……我惟对于还没有二十年历史的中国新兴版画界已诞生一巨星，不禁深自庆贺，古元乃他日国际比赛中之一位选手，而他必将为中国取得光荣。”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徐悲鸿先生的灼见，完全被古元的艺术成就证实了！
此后几十年，在东北、在北京，我们都曾在一些场合见过，虽然他已是一个蜚声中外的大艺术家，但见面时仍然是像在桥儿沟那样谦逊地微笑，话虽不多，但让人感觉到他对延安老同学的热情。１９８１年，我同朱子奇在革命老前辈、老诗人萧三同志的支持下，把我们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２年在延安和绥德出版的“新诗歌”编辑成册（我曾经是一个诗歌爱好者），书编好后，我突然想起请古元给这本书画个封面。请一个卓有成就的大画家作封面，似乎有些不近情理。由于“隔行如隔山”，平常也没有什么联系。但是我了解古元，他不会觉得这是不屑做的事。何况他是在延河边成长的，他对于延安的歌也会有感情的。我在电话中把我的要求告诉他，他没有一点推托，仍像当年我们在延河边谈心时那样的热情、平和。这时，他除了创作，还担负着中央美术学院繁忙的领导工作。但过了没几天，他就画好封面，并且主动地题写了《延安晨歌》的书名。
十几年又过去了，去年，古元也已离开我们走了。三十年代末期延安鲁艺的师生，如今，像秋天的落叶，一片一片地凋谢了。这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我凝视着我面前的《延安晨歌》封面上古元画的那一片红灿灿的山丹丹花，感到有些欣慰。我低声自语：古元，你的一生也像山丹丹一样红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