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故事可以组织，但对百姓的真情实感不好组织。对乡土对百姓保持一份挚爱和真情，让文学植根于人民和大地之中，它是我——永远的文学选择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作家笔记

小说的故事可以组织，但对百姓的真情实感不好组织。对乡土对百姓保持一份挚爱和真情，让文学植根于人民和大地之中，它是我——
　　永远的文学选择
关仁山
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现在仍居住在小县城。展示基层百姓的喜怒哀乐，是我的必然选择，也是一种优势。我经常往乡下跑，还有一段时间在我县渤海湾一个小渔村挂职副村长深入生活，听听农民的心里话。火热的现实生活鼓舞了我，同时也教会我怎样去做人做文。这种深入生活的方式似乎有些笨拙，但是它对我作用很大。小说的故事可以组织，但对百姓的真情实感不好组织，这份真情的获得必须延续下去。长期沉浸在宴会歌舞升平之中，忧虑农民的心思自然就少，长久维系这真情越来越不容易了。深入生活是一种古老的体验方式，应努力发展到生命体验，直至艺术体验。这很难，却是文学所需要的。一个作家，不能盲目追风，还得认真地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折腾，厚土薄收也是值得的。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演变了，也脱不掉与乡村脐带般的深远牵系。在生活中，我们看到了前进中的问题，也谛听到了乡村变迁的脚步声。感受乡土那种一触即发的疼痛，也会看到土地上澎湃的生机。让文学紧跟时代步伐，让文学植根于人民和大地之中。这是些真理性的口号，我们喊了多少年了，以后还要喊下去。
我的创作题材从海上走到平原。在故乡的大平原上，我看到热土也看到了冻土。一九九五年秋天，我跟踪了一家乡镇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全过程，有了一些想法，因为听到一些农民企业家的心里话，便写了《大雪无乡》。农民企业家和乡镇企业的工人面对破产与城里人不一样，因为他们还有土地。当时，我回老家给母亲的口粮田办过户手续，二叔在村里截住我，让我帮他到县城告状。二叔是村里的售棉大户，他说村里又要重新分地了，他与村里的包地合同作废了。细一问，我才知道，有两部分人还乡，一部分是破产乡镇企业工人，一部分是上城打工人员，他们还乡是奔土地来的。在年根儿，我听母亲说二叔一冬都在开荒地。我仿佛听到了一种悲怆的声音，促使我写了《九月还乡》。冻土是博大的，冻土又是残酷的。冻土与热土的衔接点上，嵌有传统与现代相递嬗的瞬间景象。
在创作中，坚持现实主义和民族特色，是由于自身的生活条件和习惯所致，我喜欢带着泥土痕迹的文字和故事。本土特色和民族性，是有悠久传统深受群众喜爱的。我们也应该理解文艺的主要价值，是通过艺术地表现生活，最大限度地使广大读者乐于接受，受到启迪和鼓舞。当然，文学创作应该不断在思想和艺术上探索创新，但是任何探索和创新都要寻找群众基础，以满足和提高群众的审美要求。
我由写通俗小说转到面对现实的写作，不是想追什么“浪潮”，而是在写作过程中加强了对现实精神的理解。这里有一个文学定位问题，记得一位作家说过，就农村题材作家而言，现实精神就是土地精神。中国的土地精神是什么？世纪末的中国乡村大世相，有力地涵盖了。时代没有摹本，只有不穷的精神，文学需要这种精神，背负这沉重，亲吻大地，抒写人间情怀，透视时代变革。我的作品尽管没达到这种境界，但是应该这样去想一想的。对于小说归属哪个“主义”的界定，我认为不重要，并不是给谁戴上现实主义的帽子谁就光荣或谁就保守。“主义”是理论界的事，对于作家珍贵的是对民间和土地的亲情。现实主义文学也应是多层次的。单就现实主义概念的演变来讲，谁也无法说清它的尽头在哪里，无论是某一时期的“政治”干预，还是后来的经济“挤压”，或是一时冷落，现实主义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寻找自己的流向，忍辱负重，执著地前行，逐步成熟起来。面对今天社会经济关系变革中复杂的、纷乱的、悲喜相交的多重存在，作家应该怎样审视和把握？改革文学应该是怎样的面孔？是很难说清楚的。我觉得，多元的现实生活，承接着开放的现实主义文学。面对现实，进行真实而有勇气的写作，至为可贵。
站在坚实的大地上，我们才有能力去触摸现实的精神内核。只有辛勤播种，才能不断增加生活、艺术积累，才能真正体会现实主义的深邃和小说世界的无边无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