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猪四日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体验三百六十行

　　押猪四日
本报记者龚雯
做梦也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去当猪倌。
１０月２２日至２５日，连续四天，我随供应港澳鲜活冷冻商品快运货车“三趟快车”之一的８７５３次列车，沿浙赣、京广线押运供港（澳）活猪，从浙江金华到深圳北站，全程１６００多公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押猪，第一次乘坐货车，第一次亲身感受艰苦环境下的漫长旅程。
事后才知道，我竟是第一个体验押运生活的女记者。
　　　　　　上路
当了几年外贸记者，恐怕没有比押猪对我更具挑战性的了。３５年来，三趟快车风雨无阻，为港澳同胞源源载去内地货物，使该地区的繁荣稳定得到了切实保障。在这项工作中，最苦最累最脏的要数押运。
考虑到我是女孩，有关部门特地帮我联系了浙江省粮油进出口公司金华发运站，那儿有一批女押运员。
在设施良好的金华站，副站长骆向前满脸狐疑：“你行吗？押猪苦得很，而且，车上特臭！”我一笑：“臭能臭到哪里去！”骆站长说：“这么跟你讲吧，到了终点站深圳，你连洗几遍澡，换掉所有衣服，洒上香水，那身上的臭味也一时散不了。”
我一听，有点紧张，但还是硬着头皮走向我的工作岗位——８７５３次列车的８０１０４８０车厢。老远，就有一股刺鼻的怪味儿。车厢分上下两层，装有９８头大猪，在二层中部即猪舍之间用薄铁板围成三四平方米的“地界”。站长将我托付给这节车厢的两位女押运员——翁惠英（３７岁）和吴文香（２６岁）。
我捂着鼻子问：“咱们仨住哪儿？”翁惠英一指薄板内那一小块空间。
人猪同住？我一惊：“那吃饭洗漱还有上厕所怎么办？”骆站长平静地答道：“吃喝拉撒睡，全在这里边！”
我顿时目瞪口呆。
　　　　　　过“关”
当押运员，得过好几“关”。
首先是气味。猪车没有窗户，闷罐似的，刚上车那会儿，浓烈的猪臭呛得我一个劲地干呕。翁大姐说：“秋天还好一点，要是在夏季，车里臭得人直流眼泪。”两小时后，我下意识地嗅了嗅自己——天哪，臭极了！所幸没多久，我的嗅觉“失灵”，对满车恶臭竟渐趋麻木。反正“死活一身猪”，适者生存！
第二关是睡觉。我承认，这一关没过好，在车上的几夜一直失眠。两位女师傅将车内的所谓“吊床”让给我睡，她俩挤挨着打地铺。车上没灯，一到晚上，是地道的“伸手不见五指”，人猪之间仅一板之隔。
早听说猪鼾如雷，我原想，这好办，就当是人打呼噜。一押猪才明白不是那么回事儿。往往是正躺着，忽听左边猪舍里一阵尖叫或低吼，借着手电，只见身旁猪头攒动，你扑我咬，群情激愤，闹得个沸反盈天。刚把猪们喝斥住，猛然右边猪舍嚎叫不止，新一轮争战又开始了。一整夜，这９８头猪此伏彼起，吵得人心里发毛，再加上车身的剧烈晃动、蚊虫的轮番袭击，简直无法入睡。记得第一夜，我在吊床上睁眼到天亮。
第三关是吃饭。车上没开水，方便面是吃不成了，要解渴就得喝上车前准备的一点凉白开。好在外贸部门投资修建了１２个押运服务站，既为活口上水，也让押运员歇歇脚。翁大姐和文香都是自带饭菜，每当列车在货站停下编组，我们就以最快速度跑到附近的服务站热菜热饭，顺便洗把脸。这一趟，她俩照例带了梅菜烧肉，据说梅菜不易馊掉。
起初，粪臭扑鼻，我怎么也吃不下。第一顿午饭，正好车停鹰潭，我执意下车，三个人便蹲坐在铁轨上吃起来，尽管灰尘大，尽管那架势像盲流，但臭味比车里淡一些。后来就没那好事了，常常是到了饭口，车却不停，只好在车上开饭。饭菜冷热倒在其次，受不了的是入口的东西总像沾上猪尿臭。但次日情况就变了，也许是头几顿吃得太少，我居然像换了个胃，端着饭盆狼吞虎咽，直夸菜香。
接下来的一关是干活。押运员要给猪喂水喂料，外加清扫，一日两次。两位押运员分头协作，配合默契，我在一边插不上手，只能帮着递工具。看上去这仅是体力活，实际并不简单。大猪比中猪笨，也更倔，有时，你就是拼了老命连拉带赶，它也死守着一滩猪粪不肯挪窝不让打扫，或者为了争食搅得车内粉尘弥漫粪泥四溅，直折腾得你满身污垢满头大汗。看到瘦弱的文香拖着几十公斤重的饲料袋在双层猪车爬上爬下，我没法不揪心。
公司对押运员要求很严，规定猪到深圳不能出现掉膘、残次或死亡，否则罚扣工资。若猪残，一头要扣押运员每人１００元，而他们押一趟猪的收入仅有２００多元。２４日，我们发现了一头“排腿”猪（即后腿不能直立），大家立即实行重点护理，像照顾孩子一样百般呵护。翁大姐说：“虽然是打工挣钱，责任心还是要有的，这些猪，价值１０万多块呢，质量不好的猪不能卖给香港人吃的。”
　　　　　　找乐
押运员有几怕：怕猪生病，怕人掉车，怕途中遭遇车匪路霸，怕猪到深圳因为暂无配额而压站——以及一切不可测因素。
翁大姐头一回押猪就掉车。当时车到衡阳北站，她去服务站热饭，岂料原定停一小时的车竟提前开动。掉队的她只好一路扒煤车，忍饥挨冻，直到韶关才追上８７５３次，那模样已脏得让人认不出了。她顾不得解释，赶紧上车查看猪是否安然无恙。打那以后，她再不敢在衡阳下车。
大姐说为押猪她就哭过一次。那是在归途中，突然飞来一块石子打中她的头部，鲜血淋漓，好不容易熬到家，一进门她就抱住了丈夫放声大哭。
不过，相比之下，押运员最怕的是寂寞。
翁大姐感叹：三四天的路程，没有广播没有灯，各车厢之间禁止串门，她和同伴大眼瞪小眼，聊天聊到再也找不着话题。特别是漫漫长夜，窝在奇臭而嘈杂的猪车里，性子再好的人也会着急上火，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今年春节期间，铁路运力吃紧，她们的回空车愣是走了半个月才返抵金华。路上，她想家想得都快疯了。
唯一的办法，只有找乐。
翁大姐挺会逗趣。我的衣服溅上猪粪，她说：“猪在给你留纪念哩！”我被车颠得东倒西歪浑身酸痛，她又说：“你就当它是摇篮。”每次猪打得不可开交，她便上前用金华方言斥责一番，并说：“我们金华猪听得懂金华话的。”
大姐和文香都带了不少零食，什么瓜子、米花糖、自家种的甘蔗、蜜桔，加上我的饼干和口香糖，日子仿佛一下子丰盈起来，惹得男押运员们垂涎不已。在株洲站，我们还去打了一次“牙祭”。
８７５３次车始发于上海新龙华，途经１６个大站，每过一站，押猪队伍就壮大一分，到深圳时全车共有２０００余头活猪。停站时，十几节车厢的押运员多在车旁席地而坐，玩扑克侃大山，苦中作乐。由于我的介入，这一趟大伙闹得更欢，他们当中，不乏干了近２０年押运的劳模。
翁大姐爱玩爱笑，她的歌，在这条线上小有名气。对她来说，排遣寂寞解除烦恼的最好方式是唱歌。２３日晚，天黑得特早，我提议大姐唱一个，她果真爽快地唱了一支《洪湖水，浪打浪》，一鸣惊人，没料到她嗓子和乐感这么好。大姐来了兴致，放开歌喉唱起《英雄赞歌》、《红梅赞》、《十五的月亮》。她唱得极投入，沉沉的黑暗中，一束手电光映照着她的脸，很像一幅油画。车轮的轰隆变成了背景音乐，猪舍里安静多了，不知它们是不是也在聆听大姐的歌？此时此境，我真的被感动了，情不自禁跟着哼唱起来。大姐还会京剧，一会儿李玉和一会儿小常宝一会儿沙奶奶，惟妙惟肖，听得我和文香拍疼了巴掌。末了，大姐拉着我问：“开心吗？”我由衷地点头：“开心，真开心！”
听文香说，大姐原本白白胖胖，当上押运员后明显黑了瘦了，丈夫心疼，不让她干，她却坚持了下来。大姐告诉我，她就是想出来跑跑，看看外面的世界。好多人看不起押运员，她习惯了，反正走一路，唱一路，天大的烦事也抛在脑后。况且，除押猪外，剩下的时间都属于自己。“好自在的！”她满足地笑道。
　　　　　　感悟
２５日黄昏，车终于驶入深圳北站。明天，如果顺利（即有配额），我们押的这车猪将经过罗湖桥，进入香港市场。如果不顺利，猪还要压站待命，那可就苦了押运员了。翁大姐说：“给香港押了这么多趟猪，香港是个什么样子我还不晓得哩！”
走出站台，一见到接站的人我便急问：“我臭不臭？”对方老老实实地说臭。我无心吃饭，跑进了浴室。
分手时，大姐、文香一再邀请我明年去金华，吃她们种的大葡萄。同甘共苦几日，我们已相处得亲如姐妹，彼此无话不谈。
回北京后我总在想：这一趟究竟得到了什么？
印象中，两位女押运员总是因陋就简，不急不躁，泰然自若。这个工种需要女人比男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可无论多脏多累，她俩吃得香，睡得甜，唱得高兴，每谈及押运的艰难与委屈，她们神态平和，像在转述别人的辛酸。车将至深圳时，大姐为我唱了一支电影《小花》插曲，算是作别：“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这歌应该献给大姐和文香。在三趟快车上，这样的押运员约有８０００名。
押猪可能不是世间唯一最苦最脏的工作，但无疑是其中之一，它可以最大限度地磨炼一个人的意志、韧性和适应能力。有几次，车上的臭气和噪声令我忍无可忍，特别是２４日夜，我胸闷头晕得厉害，几乎窒息，当时只想下车回家。可是，咬咬牙，憋足劲，居然也就挺过来了。押一趟猪，我感觉身上的“毛病”改掉了不少，甚至觉得今后没啥吃不了的苦。或许，在翁大姐她们看来，平常人以平常心做平常事，乃是生命的本质。而在我看来，小至个人，大至民族，于逆境困境中锻造出来的艰忍、达观、从容和对生活的热爱，是最可宝贵的一笔财富，是最应弘扬的一种精神。
人生本该如此：一路风尘一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