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藏经洞发现一百年前夕，一些专家学者恳切陈词——盼敦煌流失文物归故里 [复制链接]

第10版(文化)
专栏：

在藏经洞发现一百年前夕，一些专家学者恳切陈词——
　　盼敦煌流失文物归故里
本报记者卢新宁
１９００年农历五月廿六，敦煌藏经洞被发现；
１９０５年１０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
１９０７年５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银元换取了２４大箱经卷、５箱织绢和绘画；
１９０８年７月，法国人伯希和用少量银元换得１０大车６０００多卷写本和画卷；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３００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
１９１４年，斯坦因卷土重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５大箱６０００多卷经卷。
经估算，敦煌文物大约有四五万件：汉字写本接近３万卷，藏文写本１万卷以上，绘画共约１０００件。目前，敦煌研究院藏有３００余卷，上海、天津、大连各有一些，３／４以上敦煌遗书流散在国外……
不久前的一个周末，北京大学勺园里，一批在京从事敦煌学及相关史学、考古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聚于一堂，商讨一个宏伟的计划——使流失近一个世纪的敦煌文物在藏经洞发现１００周年之际使之回归故土。
敦煌藏经洞，这个曾经吐纳中国的荣耀和耻辱、被视为“一个古老民族滴血的伤口”的洞穴，这个曾经凸现中国学术史的瑰丽和缺憾、令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为之耗尽终生的洞穴，果真能在２１世纪曙光将临之时迎来自己的团圆？
在场的学者先是良久的沉默，而后竞相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们肯定了促使敦煌文物回归中国这一行动的重大意义，盛赞这或许可以称为中国在本世纪末最大的一次文化行动，不约而同地表达出一种深深的期待。
　　　　　　吾国学术之伤心史：流失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物，一个世纪以来是沉压在中国人心头的重负
熟悉中国学术史的人一定都知道１９００年５月那个不同寻常的早晨。那一天，敦煌藏经洞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建立了一门永久性的学问：敦煌学。敦煌石窟遗书与甲骨文、居延汉简、明清档案被并称为本世纪文献方面的四大发现。然而，当时腐败贫弱的清朝政府自己的江山尚在风雨飘摇之中，自顾不暇，遑论保护文物。多少年后，敦煌研究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地远渡重洋，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近年来，由于文化交流的增多，陆续出版了流失在国外的敦煌遗书的各种影印本，虽然不必再在放大机下艰难地辨认缩微胶卷，但一个世纪以来，关于那些流失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物，是一代代敦煌研究专家们埋藏在心中的梦想。莫高窟通往伦敦、巴黎、彼得堡、东京路上腾扬起的漫天尘土，多少年来遮蔽了无数中国学者的梦境。今天，从事医药生产的协和集团提出，愿出资帮助中国学术界做收回藏经洞文物的前期工作。远在敦煌的研究者们怎么想？
记者拨通了敦煌的电话。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樊锦诗说，今年４月，受聘于协和集团的美国律师马尔克姆·麦克尼尔曾到敦煌做实地考察工作。樊锦诗认为，这是件大好事，但非常艰难。首先是对这件事的性质认定存在极大的歧异。长期以来外国人坚持认为这些敦煌文物是用正当手段购买而得，但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那么一点点钱连买其中的一件都不够。更何况当时的清政府虽然腐败，却曾在光绪年间（约１９００年）由甘肃省敦煌县汪宗翰下令将敦煌文物就地封存。可以说，清政府有令在先，斯坦因他们违法在后。持清政府发放的旅游护照的斯坦因等踏上敦煌之途并无不妥，但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利用行骗或不正当手段巧取豪夺。
然而，事情毕竟已经过去近一个世纪，敦煌文物回归故里的希望究竟有多大？
　　　　　　回家的路很漫长：敦煌文物只有在其发祥地才能体现最大价值，敦煌经卷的回归更多得依仗国际社会的道义力量
马尔克姆·麦克尼尔律师介绍了敦煌文物可以参考的几个关于世界性古文物问题的国际公约。他说，中国若在２５年前谈敦煌文物之事可能毫无希望，但现在不同了，因为国际社会对禁止文物进出口的呼声越来越高，文物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１９７０年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物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方法的公约》，包含了这样的内容：文明是不能支离破碎的，要保存其完整性。这些公约虽未具体涉及中国敦煌文物，但对中国的流失文物显然是有利的。
座谈会后，记者采访了参加过世界文物返还公约起草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马自树。他说，目前国际上有关文物返还的许多公约都是针对公约生效后发生的文物案件而言，不涉及历史上此类事件的处理办法。例如１９９５年６月国际社会制定的世界文物返还公约——《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规定的５０—７５年返还时效，是指案件发生后５０—７５年之间提出返还请求，而不是前溯。这样，一切历史的事件自然不在此列。更何况这些公约从条款到精神，都只适用于参加公约的国家，而像英国、日本等文物进口国对“文物返还公约”等公约的态度一直不很明朗，至今尚未加入，对现行的文物非法进出口活动都不愿遏制，遑论历史上的事了。敦煌文物回归工作实在是任重道远，最终恐怕还是要借助国际社会形成的共识，在道义上取得世人的支持。
倒是马尔克姆·麦克尼尔显得颇具信心。他阅读了当年偷窃者所著的书籍，其中的许多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并说“这便是证据之一”。据当时的记载，当时清廷曾下令地方官吏叶昌炽，不许守洞的道士私自出售藏经洞文物。这次要找的法律依据，就包括清朝指令原件。根据到会专家介绍，在新疆档案馆和地方档案馆，有成堆的档案可查。另外，从法律上来讲，有关公约虽然尚未提及历史上的文物，但其保护文物的世界意识和原则仍有重要意义。埃及从西方要回了狮身人面像，不是也不在公约的所谓追溯期之内吗？
座谈会上，专家们谈到，这批文物的流失毕竟因为年代久远，即使诉诸法律也有时限问题。倒是从文明的完整性来讲更有意义。虽然敦煌学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但从学术文化的本土化特点而言，敦煌文物只有在它的母国和发祥地才能体现最大价值。任何地方的文物一旦脱离本土，都会丧失固有的文化和史学价值。因此促使敦煌文物的回归，与其简单地视之为一种洗雪国耻的行为，不如把它当成一项科学工作更恰当。从这个意义上讲，流失文物回归也是世界文化的幸事。
著名学者季羡林指出，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穆斯林文化、欧洲文化，发生交汇融合的只有在中国的新疆，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地方。敦煌的壁画、藏书正是文化交流的产物。怎样使它们更好地发挥作用，更深入地研究和保护，是全世界共同的事业。
据樊锦诗副院长透露，在２０００年农历五月廿六藏经洞发现１００周年之际，将举办大型纪念活动，其中包括在北京、上海举行“敦煌藏经洞发现１００周年展”。专家们希望流失在国外的敦煌文物即使届时不能归还，至少也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部分回国参展。
协和集团已开始联合海内外爱国团体，广泛征集签名，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向有关国家追寻敦煌流失文物。他们首先要做的，是整理出一个相对符实的敦煌流失文物清单。
我们期望着在这个越来越文明的国际社会，曾经遭受厄运的敦煌流失文物在漂泊一个世纪之后，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彼此文明的尊重和善待，因为越来越多人的道德觉悟，有朝一日重归故土。
（附图片）
敦煌壁画：供养菩萨（二四八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