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绵延与变迁 [复制链接]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绵延与变迁
□王玉波
历史既具有连续性，又具有变异性、超越性。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过程，也表明了这一点。不过，其连续与变迁，有自己的特点与形成机制。
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方式，是人首先作为家族的人而存在、一切以传统礼俗为准则的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它的内涵颇为庞杂，从不同层面、角度来看，大概有以下主要特点：
从崇拜祖先高于对一切神的崇拜，具有极详备的生活规范，讲究礼让，追求和合，情感含蓄，重视道德人格，从本质上属于道德理性的“礼”为社会生活的整合机制来看，它是礼文化高度发达的、带有宗法性的伦理型生活方式；
从对家族的群体认同高于一切，家族荣辱与共，个人依附家长制的家族，家族既是社会生活中心，又是国家法律的基本单元，家庭财产家族公有，生活资料平均主义分配并实行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人们生活活动在相互依存的人情磁场中，以衣服举止从众为行为取向、以“光前裕后”为价值目标来看，是特定的群体型生活方式；
从聚族而居、安土重迁，生产与生活领域合一，进行自给性的简单再生产与不断重复的节奏缓慢的生活，以首属关系和乡里为活动、交往中心，不同等级、不同职业群体及男女之间的交往，受到种种限制来看，是封闭型生活方式；
从恪守祖训，循规蹈矩，以安分守己、知足长乐、息事宁人为取向，以平稳、安定为吉祥幸福来看，是保守型生活方式；
从以粮食为主要生产品和消费品的“以食为天”，教育远未普及，文化消费极少来看，是生活资料较为匮乏，生活质量、水平较低的生存型生活方式；
从重现世、务实际，重子孙蕃衍与“贵生”、“摄生”，追求生生不已、生命永存来看，是务实与重生型生活方式。
传统生活方式，滥觞于远古的父系氏族制社会，成形于宗法制的商周，定型化、模式化于国家一统和中华民族形成的秦特别是西汉，以被奉为经籍的、制度化了的、详备的生活方式规范的礼书开始广泛传播为标志。此后长期绵延，直到近代，依然“乡里之间，多守旧礼，不稍变移”。
为什么传统生活方式能够在中国大地上如此胶固？似乎不能仅仅简单地归结为传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所致。笔者认为，还有三个重要因素，直接导致传统生活方式的长期绵延。
一、中国有着几千年没有中断过的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生活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们生活活动中的体现，反映传统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的性质、水平，传统文化深固地蕴藏于传统生活方式之中，并不断发挥塑模社会生活方式的功能。传统思想文化主流的儒学被意识形态化为官学，儒学经籍的礼书被官方颁行于世，更加强化了它的规范、塑模社会生活方式的功能。不过，这种功能不仅仅由于它被奉为官学，更重要的由于它是源于本土的传统生活方式的思想概括和理论升华，因此才被人们长期认同。这样，传统生活方式又是传统精神文化的一种基础、源泉，所以才“礼失求诸野”。不仅如此，从古代家庭十分重视家教、家风来看，传统社会生活中心的家庭、家族，也是传递、维护传统文化的堡垒。传统文化与传统生活方式的相互作用，使传统生活方式世代绵延，难以衰变。
二、传统社会结构长期高度稳定。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以宗法性、封闭性、同质性为特质。自秦以来，小农生产方式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的经济结构、君权与父权相结合的君主专制的政治结构、父系父权家长制家族为社会基本单元和存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的等级制的社会实体结构、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结构，两千年来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从而，建立在这一社会结构之上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就不断被继承下来。另一方面，传统生活方式对维护传统社会结构基本稳定，也具有重要功能。传统生活方式以孝为核心的礼为规范、整合机制，而在以家庭为单位、家长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士民孝，则耕芸疾”；在君主专制的政治条件下，“人臣孝，则事君忠”。（《吕氏春秋·孝行览》）因此，这种礼，便被扩展为整个国家社会的规范、整合机制，历代君主都推行“礼治”，鼓吹“以孝治天下”，并通过“以礼入法”、“出礼入刑”和旌表孝行，大力维护传统生活方式。在传统社会结构与传统生活方式的相互作用下，即使斗转星移、王朝更迭，传统生活方式及其规范，依然世代传递、始终不渝。
三、传统生活方式长期延续的积累效应。传统生活方式的绵延不绝，使其具有既定性，成为每个人一生下就无可选择的、必然要面临和接受的生活方式，在由婴幼时的自然人向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的社会人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也就是学习、掌握这种既定的传统生活方式规范的过程。而且，传统生活方式的绵延、胶固，逐渐积淀成为能够铸造国民性格的社会文化心理，使传统生活方式凝固成为难以抗拒的、具有弥漫性、渗透性的社会习俗。传统习俗不断“克隆”出具有传统品格的传统人，传统人又必然因袭和不断复制、传递传统生活方式。
历史是延续与变异的辩证统一，历史的延续并非机械重复，而是在不断演变中实现的。自我国传统生活方式基本定型化的秦汉至明清，社会生活方式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某些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如，东汉后期至魏晋，形成了日益主导社会生活的士族这一特权等级群体，出现了逶迤至唐的“士庶天隔”的社会生活方式。以致连皇帝也难与士族联姻，甚至士族家的婢女，也拒绝嫁给商人出身的新贵。再如，宋至明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富人就日益成为“州县之本，上下之赖”，不仅庶民地主由汉代贬意称谓的“豪民”，宋时就改称具有尊意的“田主”，商人的地位也上升，连皇帝也肯选富商之女为后妃了。
但是，历史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也不是单向和直线的，而是多向和曲折的，各方面也往往不是同步的。例如，东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一方面商品经济衰退，人身依附关系强化，不但众多小自耕农沦为依附大姓的部曲、佃客，连门生也降为从事杂役的“徒附”；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冲击传统生活方式规范的“风衰义缺”，诸如叔嫂话别、直呼父名、同居三日即为夫妇，乃至美男子潘安出游在路上被妇女连手圈住的不亚于现代追星族的疯狂场面。而且，这种“任情而动”，“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干宝《晋纪总论》）再如，宋至明清，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科举制度的完善，城乡、士农之间的社会流动不断增大，城市中封闭性、等级制的居住方式被打破，并逐渐出现了市民阶层。另一方面，家长制和君主专制却日益强化，元以后，妇女地位降低，妇女灾难加重，不仅被迫缠足，守节、殉节乃至未嫁殉节者也越来越多。这些表明，历史的错综复杂、斑驳多彩，充分显示在社会生活方式演变的广阔画卷上。
不过，秦至清前期，总的来看，传统生活方式的基本内涵和特质，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传统生活方式随着社会生活条件变化而发生的演变，本质上属于传统生活方式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延续的自我调节。
然而，传统生活方式在其演变中，也逐渐形成、积累一些促进传统生活方式衰落的具有新质的因素，特别是宋明以来最为明显。
由于国内外条件的变化，伴随清末至民国启动的我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早期现代化过程，社会生活方式也逐渐开始由传统向现代化过渡。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嬗变进入了飞跃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现代化生活方式与传统生活方式，是不同时代、不同性质和类型的生活方式。由传统生活方式转型为现代化生活方式，是人类生活方式最大的一次历史性的跨越，它使人类由相对分散、孤立的地域群体，演进为联系紧密的全球一体化世界；也使个人由依靠家庭进化为由自己的素质、成就定位自己的社会地位、角色和生活质量。因而人们不断进取创新，日益全面发展。
尽管现代化生活方式是超越传统的崭新的生活方式，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与一切传统彻底决裂的生活方式。历史上既没有无生活方式的传统，也没有无传统的生活方式。源于本土、本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中一切有生命力的因素，是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起点、基础和资源，在生活方式转型过程中，需要对其重新解读和经过改造、转化，融入现代化生活方式之中，成为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历史的连续性的一种表现，如果否认这点，就会陷入文化虚无主义。但是，现代生活方式，毕竟是从总体上超越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历史的变迁、进步的产物。如果否认这点就会导致文化保守主义，现代化生活方式将难以创建。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尤需注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