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缩影——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七七级部分学子人生回眸 [复制链接]

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普通人的故事

　　一代人的缩影
——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七七级部分学子人生回眸
本报记者赵蓓蓓
我所记录的是我的大学同窗真实的生命历程。从他们的自述中，您或许可以大致看到我们共和国的一段历程。
　　忆往昔，岁月蹉跎
我们班共有３２人，都来自社会各行各业。入学时，年龄最大的３０岁，最小的１７岁，其中“老三届”１３人。上大学前，大家的人生经历和体验有同有异。
张铁林（男，４４岁，上大学前曾任生产队宣传报道员、饲养员、民办教师，毕业后在《农村工作通讯》杂志工作至今，现任《中国农村》编辑部主任，主任编辑）：我出生在农民家庭。上大学之前，既经受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每天只喝一杯酱油水、吃几片树叶的煎熬，也饱尝了因社会关系“有问题”而不能入党、不能参军、不能当工人、不能农转非的辛酸。小学毕业恰逢“文革”开始，中学不招生，到高中毕业回村劳动前上学中断两次。
刘鸿（女，４９岁，上大学前曾当工人、政工干事，毕业后曾就职北京日报，现在中国土地报社工作）：“文革”开始时我１８岁，正在北京上高二。当时停课闹革命、大串联便成了我们这代人当时的生活内容。我经历了三次惊心动魄的大串联，其中一次走了４个半月，去了甘肃、新疆、四川、云南、广西等地，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与维吾尔族老乡，在甘肃天祝草原上与牧民，在四川大凉山与彝族群众分别生活、劳动了一段日子。１９６９年３月，我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当工人。原指望能在北京上班，谁知只是报到第一天在公司开了半天会，第二天就坐火车到了山西宁武县参加三线建设。工区以我们这些新来的中学生为主，组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六建的５年里，真正干活的时间不长，在宣传队唱歌跳舞的时间倒挺长。
伊仁（男，４４岁，初中毕业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上大学前在机关工作，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一家报社工作，现任工交部主任）：所谓初中毕业其实也没上几天学，不是去工厂就是去农村（即学工学农）。后来和当时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去了兵团，先在沙漠中种麦子，第一年一亩地播种１７．５公斤，秋天收割时亩产１５公斤，连本都没收回来。也曾种过旱播水稻，估产时每亩约４００多公斤，但不幸一夜之间几乎被马群吃光，结果只够连队喝几顿大米粥。后来到兵团电厂搞建设，当过混凝土工、架子工以及翻砂、炼钢工人等。１９７４年回北京，在待分配期间干了一段临时工，卖过冬储大白菜，在水产冷冻厂分鱼等。后分配到宣武区劳动局工作。１９７６年被抽调到普及大寨县工作队，到北京大兴县礼贤公社平地大队工作了一年。
陈鹤良（男，４８岁，上大学前为砖瓦厂党委副书记，毕业后在国家计委机关党委宣传部就职，现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我在清华附中上高中只有半年，“文革”就开始了，课无法上，我因是学生干部（校团委委员、班团支部书记），在校长被打成“黑帮”后也受到歧视。
凌风（男，４４岁，上大学前为工人，毕业后分配到民族画报社，现为主任记者）：１９６９年我与５０名同学一起分到北京玻璃研究所，这５０人全是“老三届”，我是其中最小的“老初一”。９年的工厂生活是我从１６岁至２５岁生理年龄最辉煌的岁月，但那些年自己的生活完全融入社会生活不可抗拒的潮流之中，可供选择的东西不多。
　　说高考，终身难忘
１９７７年秋季，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后，不知有多少人为之欣喜若狂，奔走相告！
我们班同学都是扩大招生才得以入学的，所以对高考更多了一番体验与感受。高考前，同学中有的处境艰辛，有的则已拥有一份在当时已算不错的工作。高考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想圆读书梦。
张爱平（女，４５岁，上大学前为纺织厂车工、铣工，毕业分到光明日报，现为自由撰稿人）：上大学前在工厂９年，基本上是在车间三班倒干活儿。在精力最旺盛、求知欲最强的年龄，却无学可上，是当时最大的苦恼。我坚持读尽可能找到的书，渴望得到系统学习的机会。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４年，两度由车间师傅们推荐上大学，只因在厂一级领导中缺少支持者，未能如愿，曾只身到北大未名湖畔徘徊良久。１９７７年秋，刚刚流传要恢复高考，我就偷偷准备起来。尽管自己底子差，年龄又偏大，仍是悉力以赴，几乎到了拼命的地步。当时，周围有不少人讥笑嘲讽，身边绝大多数同龄女性都已完婚，却丝毫动摇不了我考大学的决心。发放第一批录取通知书那几天，我终日忐忑不安，神不守舍。待同我一起参加考试的一些人去大学报到了，我彻底绝望，躲在宿舍里恸哭不止，泪水湿透了两块毛巾。正当我收拾书本准备再次冲刺时，适逢扩大招生，我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罗庆朴（男，４９岁，上大学前曾赴陕西插队４年，后在天津当６年工人，大学毕业后分至中国青年报，现为该报“青春热线”副主编）：从小学起，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考上北京一所著名中学以后，更以为上大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文革”爆发，高考制度被取消，“必然”一下子成了“不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在农村插队接触到的中国社会现实，我也一天天成熟起来，断定中国不可能永远乱作一团，也不可能永远视知识、文化为粪土，大学迟早还得招生。心中有谱，行动也就有了自觉性。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工厂，我都以书为友，白天黑夜，得空就读。当时，上学用的课本已被当做“封资修”的东西丢弃殆尽，我所能读到的只是“破四旧”以后幸存的一点旧书。那时，极左思潮泛滥，驻厂军宣队见我头发是卷曲的，就一口咬定我“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问我“是不是从坏书里学的”，直到我母亲出面作证，拿出我小时候的照片，证明我的头发是天生自来卷，军宣队才作罢。大学录取通知书到手时，我却有点犹豫，怕上大学经济上承受不了。我当时已经结婚，妻子是二级工，每月工资３８．５元，她给我打气，说再怎么苦顶多也就苦４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让我只管去上大学。
伊仁：１９７３年时我曾考过一次大学。那年我正在包头市电力修配厂实习，和我同宿舍有一位重庆钢铁学院的大学生。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了我国钢铁业的状况和世界钢铁业的简单情况，他那些忧国家不强、虑钢铁工业落后的言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就报了钢铁学院。后来招生老师找我谈话，说我考的成绩不错，特别是看了我写的为什么要上大学的那篇东西印象很深，并告诉我学院已同意录取我，让我回去做准备。当时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给老师鞠了一个躬就跑了。回包头后我就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还买了糖请客，并把被褥以外的东西都送了人。天有不测风云。谁知报纸上突然发表了辽宁张铁生的文章，大肆表扬这位“白卷先生”，并批判考试。我一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那时我真是欲哭无泪，同时也暗下决心，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考进大学。
１９７７年考大学，我是抱着一种宁可考不上、也不能失去一个机会的态度的。当时工作也不错，思想上没有多大压力，只是比单位其他年轻人脸皮厚一些。其实有些人能力水平都比我强，只是爱面子，没敢报名。考试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参试的人真多。整整１０年没高考，一代人都聚在这里了。
陈鹤良：恢复高考时，我已任砖厂党委副书记，当时考虑到我若提出报考要求，组织上不会同意，故未报名作准备。直到临近报名结束时，我看到厂里有一张多领的报名表，就产生了进考场试试自己水平的念头。组织上可能也是看我不过是试一试，不可能考上，就批准了我报名。
拿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后，我十分兴奋。我母亲对我上大学有着多年的希望。上高中时，我家境贫寒，但母亲为了我能考上大学，省吃俭用并鼓励我报考清华附中。我被北大录取时，母亲刚去世一个月。我拿到通知书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专程赶回家把通知书放在母亲的遗像前，以告慰母亲。
　　再回首，感慨万端
２０年弹指一挥间。如今，我的同学的孩子有的已大学毕业，有的正在大学就读。对他们来说，高中毕业后参加高考、上大学似乎顺理成章，可对他们的父辈来说，２０年前能赶上恢复高考则是三生有幸，意义非凡。
凌风：邓小平在１９７７年国家百废待举时先抓住恢复高考这个问题是非常英明的，２０年后看更是如此。对社会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对我个人则是人生的一大转折。这转折不只是从工厂到学校到报社，它带来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已经影响了我２０年，并还将继续下去。七七级这批人，因较多是走入社会后又重新进校门，出校门后从政、经商、搞专业、出国留学的都有，但大家都在尽力而为，都没有枉对大学的培育。我当记者采访所接触的多为少数民族群众，喜欢同他们围坐在火塘边轮着喝一瓶酒，或蜷缩着在高黎贡山腰的巨石下与马夫听着雨声入睡，或在青藏高原无人区看着大群野牦牛冲向天际……这种工作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去各处体验各种人的生活。
任幼强（女，４０岁，高中毕业后插队两年，大学毕业后到《世界博览》杂志工作，现任主编）：毕业后当编辑至今，工作虽辛苦，但觉得如能把一块璞玉雕琢好，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有一种满足感。这几年出版的《世界博览》杂志的每一期甚至每一篇文章都融入了我的心血。在每一本杂志出版时，看到经自己润色过的句子、修改过的标题更加完美时，心里很惬意。
张爱平：恢复高考，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家们使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大手笔，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举措。由此，社会前所未有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给中国带来了科学的春天，成为以后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先声，并开始了现代人才源源不断的培养、储备。对我个人的意义，更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它是我再生的起点。对于２０年前的那个初冬，我将永远心怀感激。
七七级学子大都有着两个不同的２０年的生命历程。如果说，前一个２０年他们完全是在特殊时期社会潮流裹挟下随之沉浮的话，那么，后２０年他们已经有机会搏浪击水。下一个２０年他们会怎样？
无论如何，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已势不可挡，滚滚向前。这是最值得庆幸和珍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