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管见 [复制链接]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管见
田居俭
胡绳在为《近代史研究》创刊１００期的题词中强调，“在祝贺时，我谨重提一个建议：把１９１９年以前的８０年和这以后的３０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１８４０年—１９４９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４期，第１页）
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我对胡绳重申这个言简意赅的建议深以为然。我赞成他把１８４０年—１９４９年这段历史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因为这种表述符合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能经得起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检验，比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更加臻于缜密和科学，从逻辑上讲也更易顺理成章。基于如上理由，笔者不避狗尾续貂之嫌，愿就此略陈管见。
众所周知，判断一个历史时代的主要标志是当时的社会性质，而社会性质又决定于反映这个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斗争的主要矛盾，即阶级矛盾。如认定奴隶社会依据的是奴隶阶级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认定封建社会依据的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认定资本主义社会依据的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
那么，决定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在建国前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学者们经过多方面的研究和论证，大都赞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的分析和判断，这也是被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证明为正确的结论，即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种主要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但又不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从而把中国变成了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把独立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于是，近代中国便呈现如下特点，即“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毛泽东选集》新版第２卷，第５４２页）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开始，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延续了整整１０９年。
既然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甘屈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残酷统治的中国人民，要想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就必须奋起反抗，前仆后继地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中国人民只有战胜这两大敌人，才能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才能走向繁荣富强。也就是说，只有摆脱帝国主义侵略，民族才能独立；只有摆脱封建主义压迫，国家才能民主；只有实现独立民主，才能走向繁荣富强。
为了救亡图存、富国利民，近代中国的许多进步党派、团体和仁人志士，自鸦片战争起，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在不同时间里和不同程度上，或同帝国主义、或同封建主义、或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过殊死搏斗。他们虽然敢于斗争，不惜头颅鲜血，但是，由于时代或阶级的局限，他们认识不清中国国情，认识不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因而不能提出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纲领和路线，遂使斗争总是归于失败，落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结局。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这个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工具的政党，高屋建瓴，拨云见日，认清了近代中国的国情，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提出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确定了“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的双重任务，以及中国革命必须分成两个步骤的战略目标，即“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两个步骤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有区别的，又是互相衔接的。只有实现第一步才有可能实现第二步。“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选集》新版第２卷，第６６６、６５１页）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论述二者关系时，又形象地比喻说：这是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毛泽东选集》新版第１卷，第２７６页）
中国共产党就是按照如上战略目标，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领导中国人民聚精会神地先做“上篇”文章，把旧民主主义革命上升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只用３０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前人近８０年所未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任务（解放战争时期又增加了一重反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任务），宣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因此，把１８４０年—１９４９年的历史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名实相符的。因为在这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斗争任务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完整地体现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过程。
诚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撰写“上篇”文章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精彩之笔。如土地革命时期，先后在海陆丰、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东江、琼崖等红色根据地建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特别是１９３１年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又如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晋察冀、晋绥、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河南、淮北、淮南、皖中、苏北、苏中、苏南、浙江、鄂豫皖、湘鄂赣、广东、琼崖等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政权，等等。虽然这些新的国家雏形在局部地区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蒋家王朝分庭抗礼，但在全国范围内还未能将其取代。同时，尽管上述根据地的新政权具有很多社会主义社会的因素，并且代表着未来历史的走向，但是尚未促使全国产生质的飞跃，中国当时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因此，也不宜将１９１９年—１９４９年的历史称之为“中国现代史”。
另外，称１８４０年—１９４９年的历史为“中国近现代史”也不妥。这样称谓，既嫌笼统，又欠准确，也不科学。因为它混淆了中国革命的“上篇”和“下篇”的界限，混淆了性质不同的两种社会形态，极易使人费解。这段历史究竟是“中国近代史”呢？还是“中国现代史”呢？论者阐述也容易捉襟见肘，牵强附会。所以，还是称“中国近代史”为宜。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称“中国现代史”好呢，还是称“中国当代史”好？我认为二者均可。反正这时历史的脚步已经走完了“中国近代史”的途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入了“第二步”。尽管在建国之初的几年里，还要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下的一些任务，如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建立各地各级人民政权，接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归国家所有，完成新解放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等，但中国社会已经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了。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中国人民用浓墨重彩书写“下篇”了。正如１９５６年１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的讲话中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７１７页）因此，说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历史，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当是无可争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