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红军将领卢冬生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忆红军将领卢冬生
廖汉生杨秀山
仅以此文献给湘鄂西苏区、湘鄂川黔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军将领卢冬生同志，并寄托我们对他一生为党为人民所建功绩的怀念。
卢冬生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都一甲史家坳的一个贫苦家庭里，少年时代给富人家当放牛娃。为了寻求解放的道路，他毅然参加了国民革命军，随军北伐。后来，在陈赓的影响和带动下，离开武汉到南昌，在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六团一营当副官。他和一营营长陈赓一起参加了伟大的“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部队南下的会昌战斗中，陈赓脚部负重伤，卢冬生冒着弹雨救护。接着，他护送陈赓转道香港到达上海，找到了党中央。不久，党中央又派卢冬生迎接辗转来到上海的贺龙。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神州大地。然而，卢冬生这时候却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中，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中流砥柱，于是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贺龙同志请周逸群向周恩来要求回湘鄂边组织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要求，并派卢冬生等去完成护送贺龙、周逸群的任务。卢冬生的公开身份是贺龙同志的“弁兵”（警卫员），实际是党中央派往贺龙同志处的交通员。
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８日，船过湖北的观音洲。贺龙打听到洲上只有十几个团丁，决定将计就计夺取他们的武装。贺龙一副阔商打扮，一上岸就说：“去拜客。”团防队长见贺龙气宇轩昂，不同凡响，急忙迎了上来。贺龙一把抓住团防队长的手，威严地说：“我是贺龙！来借枪！”团防队长瞪着眼睛，吓得发抖。卢冬生站在贺龙身边，警觉的目光向四周扫去，看见一个团丁举枪，立即掏出他们仅有的一支枪，一枪打倒那个团丁。卢冬生的这一枪震慑了所有团丁。就这样搞了１０多条枪、２００多发子弹。团防队长哆哆嗦嗦地说：总指挥，这，这，我怎么交待？贺龙说：“好办。给你打个收条。”就真的给他开了个收条。１９６０年贺龙回顾红二方面军的历史时，曾深情地回忆起这段经历，特别提到了卢冬生。
１９２８年春，贺龙部队在湘鄂边受到一次严重挫折。卢冬生临危受命，去上海找党中央。他拿着六个铜板上路了，一路上打短工、讨饭、睡屋檐，风餐露宿，千里跋涉，走了很长时间，才到达上海。
那时，党中央也只是从报纸上得知贺龙部队失利的消息，先后派了几名搞军事工作的同志去湘鄂边地区联络，由于敌人封锁，加上他们不熟悉那个地区的情况，没有一个与贺龙同志联系上。４月间，卢冬生突然来到上海，党中央的同志十分高兴。根据卢冬生的当面汇报，很快作了指示，并派卢冬生传达给贺龙同志。这对身处荒僻之隅的红军和苏区的建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贺龙同志给党中央回信时感叹道：“卢同志来，接读中央的来信，欣喜之至！”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卢冬生继续为党中央与贺龙部队之间传递信息。他身藏机密文件，长途跋涉，历尽艰险，每次都圆满完成任务。一次，党中央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及井冈山红军斗争经验的材料，交给卢冬生带回湘鄂边。卢冬生回到湘鄂边，贺龙和红军得到党中央的指示，看到“六大”的文件，以此对照往日斗争失利的情形，极大地提高了斗争的信心。贺龙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针对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训，学习了“六大”的文件和井冈山红军斗争的经验，决心建设“朱毛式”的红军，按照官兵一致的原则建立民主制度，建立健全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整顿并加强党在军队中的组织。从此，红四军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后来，红四军发展成为红二军团，湘鄂边苏区得到顺利发展。对此，卢冬生是有功劳的。
鉴于卢冬生出色的工作，湘鄂西前委在１９２９年３月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指出：“冬生同志因云卿（即贺龙）同志身边找不到可靠的人，而他在沪的工作又不很重要，所以我们一致地留卢同志在此工作，请中央照准。”党中央同意了湘鄂西前委的这个请求。于是，卢冬生先后担任贺龙同志的警卫员、军部警卫班长、手枪大队队长、师政治委员、师长等职务，参加开辟湘鄂边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
卢冬生工作能力很强，在独立工作时谨慎不苟，出色地完成任务。１９３２年，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对洪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在“左”倾路线单纯防御战略思想指导下，红三军打了一些不利的仗，付出了重大代价，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根据地日益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又将红军分为两路，一路由贺龙、关向应带领，转到外线打击敌人；一路由夏曦直接指挥，固守洪湖中心区。由于夏曦指挥失误，部队几战皆败，致使洪湖根据地丧失殆尽。又将地方部队临时组成湘鄂西独立师，由王炳南任师长、卢冬生任政委，最后突围。当他们到潜江三柴河同敌人遭遇，先胜后败，到浩子口渡西荆河时，被敌人截为两段。夏曦、王炳南带领主力过了河，卢冬生率领的第二团两个营在后面未能过河。经苦战，转移到荆（门）、当（阳）、远（安）地区坚持斗争。
离开主力，失去领导，得不到上级指示，敌情严重，伤员无处安置，给养不足，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卢冬生并没有畏缩，他会合了那里的独立团，仍用独立师的番号。他统一领导部队坚持斗争，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在军事上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敌人周旋，碰上大股敌人打不赢就走，碰到小股敌人则坚决消灭，连续打了几个胜仗，鼓舞了士气，队伍也扩大到１０００多人。卢冬生一面带领部队坚持斗争，一面积极寻找红三军主力。翌年１月，卢冬生率部攻占鄂西兴山县城，从报纸上得知红三军主力经河南、陕西、四川长途跋涉七千里回到桑植、鹤峰地区，立即率部南渡长江，经巴东到鹤峰走马坪同红三军主力会师。贺龙已经有半年时间未听到卢冬生的消息了，现在卢冬生突然回来了，并带回一支兵强马壮的队伍，带回几万块银元和一些布匹，十分高兴。这时的红三军处境很困难。卢冬生带回来的这支部队，队伍整齐，人员体力强，情绪高，给红三军增添了有生力量。带回来的银元和布匹，解决了红三军的很大困难。卢冬生又一次为红三军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时隔不久，卢冬生被任命为红三军七师师长，参加恢复湘鄂边苏区的斗争，游击湖北鹤峰、五峰、松滋、利川等地，歼灭了部分守敌。后占领四川黔江，歼敌一个团大部，并参加开辟黔东苏区。１９３４年５月，卢冬生率领七师占领四川彭水，歼敌一个营，打开了进入黔东的大门。接着渡过乌江占领沿河县城，击溃黔军蒋丕绪一个团，在其滩又歼敌一个营。随后，在木黄又打了一些胜仗。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同时，发动群众，打土豪，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了红军。在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卢冬生发挥了重要作用。黔东苏区的建立，结束了红三军的流动生活，有了新的落脚点，也为后来红六军团前来同红二军团会合创造了条件。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红二、六军团在黔东胜利会师。会师以后，红三军恢复了二军团的番号，卢冬生任红二军团四师师长，参加了创造湘鄂川黔苏区的斗争。他率领四师参加龙家寨战斗，取得重大胜利，后又占领大庸、永顺两城。１２月初，为配合中央红军西进，减少对中央红军的压力，红二、六军团东出常德、津市、澧州地区。卢冬生率领四师参加浯溪河战斗，取得重大胜利，继而包围常德，威逼长沙，为创造湘鄂川黔苏区做出了贡献。
卢冬生是从基层逐步成长起来的红军将领，他英勇善战，打过不少大仗、恶仗、硬仗。他把生死置之度外，每次都勇敢顽强地同敌人战斗。１９３５年春，敌人集中兵力向新诞生的湘鄂川黔苏区进行“围剿”，卢冬生率四师参加反“围剿”斗争。在湖南大庸后坪的战斗中，他腿部负了重伤。由于缺医缺药，从此落下残疾，走路一拐一拐，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卢跛子”。他坚强不屈地拖着这样一条残腿，照样率领部队行军打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为了打破敌人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围剿”，继续向敌人进攻，贺龙、任弼时决定大胆深入敌人战役纵深，采用“围城打援”的手段调动敌人，消灭敌人。红军突然以一部兵力包围湖北宣恩县城，佯攻城北据点铜鼓堡，并派一部兵力切断宣恩、施南大道，显示我军志在夺取宣恩的意图，将主力隐蔽在城南２０里的地方，准备打击可能来援的敌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主力。１２日，即在我军包围宣恩的第三天，张振汉果然率领部队从来凤、李家河分左、中、右三路向忠堡集结，尔后向宣恩增援。张振汉认为，他的部队离忠堡只有四五十里，只要在下午４时前到忠堡集结，黄昏前完成防御准备，第二天再一起北进，救援宣恩。他估计红军远在忠堡百多里外，即使红军和他们同时行动，也要在黄昏前才能赶到忠堡附近。这时他们已完成了防御准备，完全可以抵抗红军的袭击。可是，红二、六军团侦察到了敌人的这个行动计划，总指挥部迅速果断决定留下一个团继续佯攻宣恩，主力则于１２日前半夜秘密行动，急驰忠堡截击敌人。卢冬生率领红二军团的先头部队四师，以急行军向忠堡前进。卢冬生告诉前卫部队十二团，到了黄牛棚，一旦发现敌人，就坚决攻击。部队经过１３０多里的急行军，于下午３时赶到忠堡东北的黄牛棚附近。这时，敌右支队的主力已经进入忠堡，中间支队和左支队刚刚通过，距忠堡都只有几里路。四师前卫部队一发现敌人，立即按照卢冬生事前的交待，向敌人行军纵队发起攻击，很快歼灭了敌人右支队后卫一部，并击溃敌左支队先头部队，将其指挥机关压缩在构皮岭的山洼里。随后，以一部兵力占领忠堡与构皮岭之间的高升塘有利地形，阻止已进入忠堡之敌回援。之后，兄弟部队红六师和红十七师也投入战斗，完成了对构皮岭地区敌人指挥机关和部分部队的包围。经激烈战斗，从四面同时向构皮岭之敌进行向心突击。敌人密集在一条不大的山洼里顽抗。卢冬生指挥十一团在高升塘参加抗击从忠堡回援之敌，命令十团及十二团一个营协同兄弟部队参加总攻构皮岭之敌。他亲自指挥师迫击炮连连长刘方德（后改名刘斌）炮击张振汉的指挥所。当时总共只有五发炮弹，刘方德仅用了四发，全部命中目标，炸伤敌中将指挥官张振汉，掩护十团猛烈冲击，活捉了张振汉。战斗至第三天下午３时，同兄弟部队一起将两千多敌人全部歼灭。
忠堡战斗后，红二、六军团开始围困龙山，持续３５天。我军从电台中获知敌中央军第八十五师谢彬来参战，拟由板栗园、小关经利夫田到李家河。于是，决定伏击谢彬。８月３日１１时，卢冬生奉命指挥四师赶到了敌必经的利夫田谷地东侧高地，在安家坡山上的森林里埋伏。他交待部队严密隐蔽，不准暴露目标，各种兵器都准备好，待敌人进到我手榴弹有效距离内，再突然猛烈开火，歼灭敌人。不久，敌人行军纵队进入我埋伏区，派出的搜索队发现了十二团参谋长周竟成没有隐蔽好的一匹牲口。敌人问带路的老百姓哪里来的牲口？但并没有引起敌人太多的注意，仍然继续前进。当进入我军伏击圈，到达手榴弹有效距离时，十二团一顿手榴弹猛打，打得敌人直往后撤。部队猛烈追击，不给敌人有回头射击的机会，一直打到利夫田沟里。敌人施展不开，死伤惨重，河沟里的水都是红的。乘敌惊恐慌乱之际，向敌行军纵队发起多路攻击，一举歼灭敌五一○团大部。接着又同红六师、红十七师并肩战斗，迅速将敌第五十八师的另一个团、一个特务营和师部歼灭，将敌师长谢彬击毙。缴获各种枪械近千支，迫击炮６门，仅四师就俘敌１０００多人。这一仗的胜利，打破了敌人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围剿”。
在敌人旧的“围剿”被打破，新的“围剿”还未到来之前，红二、六军团主力乘胜东出，深入敌人的战略纵深，占领了石门、津市、澧州、临澧，威胁长沙。这里是澧水下游，物产丰富。卢冬生和师代理政治委员廖汉生同志率领四师占领津市，击溃守敌，缴获了敌人的一艘轮船，解决了部队急需的医药和其他物品。部队在这里筹集资材，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四师扩大新战士１０００多名，仅十一团就扩大７００人，还解决了过冬的被服。半个多月后，敌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由湖北公安逼来，卢冬生和廖汉生同志各率领一个团阻击，廖汉生同志在这次战斗中负伤。红二、六军团主力达成这次东出的战略目的后，即主动返回根据地。四师在这次战略行动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９日，红二、六军团离开桑植的刘家坪，开始了战略转移。四师担任艰巨的任务比较多。长征途中，卢冬生率领第四师参加了许多战斗，在便水、宣威、则庄坝等战斗中，均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其中在则庄坝战斗中，还俘敌数百名。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４日，红二、六军团到达金沙江畔的石鼓镇，决定抢渡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敌人重兵紧跟而来。石鼓渡口江宽水急，地势险要。派出的侦察员只找到一只渡船。一只船显然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将这么多部队及时渡过江去，卢冬生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扎木排渡江。指战员们不顾水急浪高，毫不畏惧，冒着被激流冲走的危险，奋力划过江去。这些简易的渡江器材，便利了后续部队。卢冬生指挥有方，为渡江做出了重要贡献。
翻过玉龙等几架雪山，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此作短暂停留，准备通过草地。卢冬生把过草地估计遇到的困难，讲给部队干部战士听，要求做好准备。这里是高寒地区，产粮很少，气候一日多变。卢冬生发动部队找粮食，同时要求节省每一粒粮食。部队不会搭帐篷，卢冬生就组织十一团示范，组织全师连以上干部参观学习，告诉大家怎样将帐篷搭得牢固，不被风刮跑，不能将帐篷搭在低洼地，避免下雨受淹，影响部队休息。此外，还有怎样学会使用藏民地区的生活用品，如怎样使用牛皮风箱助燃烧牛粪做饭，怎样使用火镰子打火等等，都要求部队学会。看似平凡琐碎的小事，却关系到能否顺利地通过草地，卢冬生首先要求部队认真学会。这些未雨绸缪的措施，在后来过草地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使四师冻死、饿死的同志减少到最低限度。这说明卢冬生对革命工作极端认真负责。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红二方面军到达西北，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随后，卢冬生作为红二方面军的代表参加了苏区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翌年秋，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卢冬生被任命为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长。是年底，党中央决定送一批身体不好的同志到苏联去治病和学习，卢冬生也是其中之一。到苏联后他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１９４２年毕业时，正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紧张阶段，他未能有机会回国，被派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北野营地，分配到以东北抗日联军为主的独立步兵旅旅部工作。１９４５年８月，苏联对日宣战，他随军回国，参加了接收东北的工作，先后任长春市政府监督、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等职。正当党和人民需要他做更多工作的时候，不幸与世长辞了。
卢冬生同志离开我们已经５０多年了，但他革命的一生，为党和人民所建的功绩，永远值得纪念。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千秋永存，光照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