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诗意地栖居……”——访学者叶秀山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人，诗意地栖居……”
——访学者叶秀山
徐怀谦
叶秀山，１９３５年生，１９５６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１９６１年参加编写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美学概论》。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２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柏尼区校进修。著有《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美的哲学》、《愉快的思》等。
记者：您在著作中多次引述过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存在着”这一命题，所谓“诗意地存在”是指一种可能生活呢还是现时生活？
叶秀山：“人诗意地存在着”，是指人本是“诗意地”存在着，“历史地”存在着，“实际地”存在着，而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诗人、艺术家。古代希腊文的“诗”由动词变来，它最基本的意思是“做”。这个“做”与实际的“做”不同，是“自由”地“做”，是没有具体用处的“做”，所以也可以是审美意义上的“做”。从这个角度说，“人诗意地存在着”也就是自由地存在着，历史地存在着。
记者：您在《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一书中说：“‘诗’唱出人间悲欢离合，‘思’则追思、思虑宇宙人生之意义，都源出于Ｄａｓｅｉｎ，源出于‘史’。在现象学存在论看来，诗、思、史并不是一些不同的学科（诗学、逻辑学、历史学），而其实为一。”这三者是如何统一的呢？
叶秀山：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哲学家认为，“历史性”、“时间性”是人类生活经验中最为基本的方面。他们用“历史”、“时间”代替了过去“逻辑”、“理性”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Ｄａｓｅｉｎ”，即“有限的存在”，所谓“有限的存在”就是“历史地存在”，就是生活在时间、地点与具体的历史条件中的“人”。在“有限存在”的基础上，海德格尔把思、史、诗统一了起来。非概念性的、具体的、历史性的“思”，就是富有诗意的“思”。“具体的思”，就是“诗”。
记者：既然三者是统一的，为什么海德格尔不用“历史地存在”来取代“诗意地存在”这个提法？
叶秀山：海德格尔在《论人道主义的信》中有一句著名的话：“语言是存在的家。”就是说，“存在”离不开本源意义上的“语言”，“存在”在“语言”中。而诗又是最原始的语言。在这种最原始的语言中，不仅保存了“事实”，而且保存了一个活的世界，保存了人的“本源”、人的“家”。而历史把人的活动当做“事实”和“事件”来描述，是一种科学的、知识性的记录，是“死东西”。所以亚里士多德早就觉察到“诗”比“历史”更真实，但他是从另一个角度作了解释。
记者：您上面讲，人本来是“诗意地存在着”，可是为什么现实中的诗意似乎并不多见？
叶秀山：人类知识的积累，科学的发展，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它们一方面为人类造福，另一方面却掩盖了一个最简单的真理：人本是Ｄａｓｅｉｎ，是有时间性、历史性的，人是要死的、有限的。人在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繁华的世界中，常常忘了这个基本真理。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就有一些思想家反对科技控制欲望的过分膨胀。最深入的要数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人。他们认识到欧洲思想发生危机，人们沉湎于声色货利之中，忘掉了生活的意义。海德格尔更进一步，称之为“存在的遗忘”。他们的本义并不是反对科技本身，而是反对人的片面发展，即只求物质繁荣，不顾生存的意义。科技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保证人的生活意义的有力手段。它要为人的生存及其意义服务，不仅是用来控制自然，把自然变成人的工具，而是要人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人也许会说挣钱也有意义，不错，但不是我们所说的“意义”。我们是指“历史的”意义。科技的侧重点在现在、现时，但“意义”的侧重点在过去和未来。这有一定的区别，当然不是绝对的。所以“诗意地存在”就不能只顾眼前，而忘了过去，不顾未来。
记者：您以宗白华先生为例，说过诗人与哲人是最最普通的人，这如何理解？
叶秀山：诗和艺术的主要作用就是把人们已经失落和遗忘了的世界显示出来，唤醒他们的记忆，从而牢牢地铭记、守护这个世界，哲人们同样也是要把这个被蒙蔽着的世界揭示出来，所以哲人和诗人在做同一件事。宗先生的“淡泊”不是不进，“超脱”也不是出世，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入世”，为了进入那最根本、最基础的世界，体察那最真实的、本源的世界，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在更多的人为各种实际事务奋斗的时候，宗先生始终如一地守护着那原始的诗的境界。诗的意境在许多人那里竟会被失落，不是因为他们太普通、太平常，恰恰是因为他们都想不普通、不平常。都要争名逐利，与众不同，结果就使那些生活在最基础层面的本极普通的诗人和哲人反倒显得特别起来。
记者：所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学者也都是些最最普通的人了？
叶秀山：当然。学术工作是承前启后的工作，是历史性的工作。尤其是人文科学，它是历史科学，不能浮躁，需要一些扎扎实实的、有独立精神的人来从事这项事业。我最近看到几篇写陈寅恪的文章，都着意于反映他“独立的性格”，写他怎么傲上，怎么不随和。这可以写，但更值得我们学习的应该是他独立的治学方法，是他用功念书、勤奋思考的扎实学风。现在的学界可以说有相当的自由度了（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就看你怎么用这份自由。学者不是明星，不能只顾眼前、出风头。学界中有些人为了出名，故做怪论；有的钻到钱眼里，下了海或成了通俗作家；有的“学而优则仕”，天天忙着开会，不做学问了。当年战乱时期，哲学界都出了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熊十力、牟宗三等专家意义上的大学问家；今天在更加宽松、自由的和平年代，为什么不能出大学问家呢？美国的苏珊·朗格，不喜交际，不参加热闹的会议，但一辈子写了很多有分量的书。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成熟，学界也不成熟，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呼吁学者一定要自重，要认识到自己的天职，要像胡塞尔说的那样，把纷繁的经验杂事括出去，排斥出去，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简单的、普通的人，才能真正“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