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住说情的嘴 [复制链接]

第11版(法制纵横)
专栏：记者述评

执法不严已成为当前妨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而“说情风”恰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它由小到大，由弱至强，愈刮愈烈。那么究竟如何才能依法——
　　堵住说情的嘴
本报记者毛磊
一个小伙子开车闯红灯，被交通警察拦住递上一张罚款单，小伙子转身便去找熟人。通过熟人的说情，警察取消罚款，算是交个朋友。这类事在国人眼中已然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四条的规定，司法人员裁决罚金时，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在２０万元至零，凡在此幅度以内的裁决均视为合法。可见，司法机关在执行这一法律规定时具有相当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法律自有尊严，本是神圣的，凛然不可侵犯！
然而，为什么出现该判死刑的判死缓，该判重刑的判轻刑，该判有罪的判无罪，该蹲监狱的送劳教，该绳之以法的却逍遥法外？
执法不严已成为当前妨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而“说情风”恰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它由小到大，由弱至强，愈刮愈烈。
说情已演化成一种社会病。
“说情风”是由多方面因素形成的，作为风源主体的说情者，大部分是具有一定政治地位和掌握一定权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某些说情者身为领导干部，怕影响本单位的声誉，怕担责任，怕抹煞自己的政绩，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因而对本单位或本部门干部职工中出现的违法犯罪现象，公开说情，千方百计袒护部属，只考虑违法者一时的处境，而不管他们给党和人民利益带来的危害。
也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是以党的事业和大局为重，而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背弃党性原则，模仿江湖做法，讲究哥们义气，甚至以说情为依托，心照不宣地组合成“老乡帮”、“同学帮”、“战友帮”、“亲戚帮”，编织成一张张难以撕破的“关系网”。
还有一些人“受人钱财，替人消灾”，以说情为业，大捞好处。他们凭借着与公、检、法、司的各种复杂人情关系，为亲朋好友充当说客，一方面以博得称赞，满足个人虚荣心，另一方面收受礼品、礼金，捞取外快，其本身也许已有受贿犯罪嫌疑。震惊全国的原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原广东惠州市公安局长洪永林等执法执纪部门负责人犯罪案件，其蜕变过程中，犯罪手段基本相同，主要是打着“说情”的幌子，利用职务之便大搞权钱交易，大肆收受贿赂。
“说情风”目前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说情全面化，由过去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说情，发展到为刑事、行政案件说情，可谓案件未到，说客先行；
其二，说情公开化，由过去的隐蔽、私下说情，发展为现在的公开说情，说情者毫无顾忌，视说情为“打官司”的当然之举；
其三，说情交易化，由“干说”发展为“水说”，除请客、送礼，还以为执法机关办案人员或其亲属解决住房、就业、就学、子女入托等作为交换条件，甚至以某种利害关系来要挟办案人员给予“照顾”；
其四，说情系列化，人转人，人托人，人求人，环环相扣，节节相连，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说情风是好人主义、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突出表现，是低级庸俗的处世哲学、拉帮结派的宗法观念在政治生活中的反映。说情风助长了腐败，腐败现象的蔓延又引起了执法环境、执法条件的恶化。
有人认为说情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也有人认为说情虽然不对，但比起其他腐败现象是小巫见大巫；还有人批评起说情风来义愤填膺，但轮到自己头上，则是照说不误。人是要讲感情的，但这种“感情”绝不能置于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更不能以牺牲法律为代价。
要堵住说情的嘴，让说情者有所畏惧，以便排除干扰，净化司法环境，促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法律专家刘安平、王萍近日提出，我国应设立妨害司法公正罪。
就现行刑法而言，对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以妨碍公务罪追究之；对因徇私情，颠倒黑白，枉法裁决构成犯罪的，追究司法人员的刑事责任。
而对于广泛存在的利用权力、亲情、友情等各种社会关系，使得司法人员偏袒一方，做出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裁决的干扰司法公正的行为，刑法却未有追究法律责任的规定。虽然这些偏袒一方的裁决，未必构成现行刑法上的颠倒黑白、徇私枉法，但却损害了法律的公正性，败坏了社会风气。
两位法律专家认为，公正司法是社会主义法律适用的基本要求。公正即公平、正直，没有偏私。司法公正要求坚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摒弃部门、行业、团体利益、个人感情因素和外界干扰。
司法公正要求司法人员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正确地行使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不允许滥用权力，假公济私。妨害司法公正的行为人在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同时，必然直接地侵犯了相关人合法、正当的权益，同时也侵犯了全体公民所享有的社会主义法律公正适用的权利。
设立妨害司法公正罪是保证司法人员正确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切实保证宪法规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的迫切需要。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有先例可循。不少国家为维护司法公正，都设有妨害司法公正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