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利益之所在——“扫黄打非”特别报道之三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民族利益之所在
——“扫黄打非”特别报道之三
本报记者卢新宁
此次冬季“扫黄打非”集中行动中，中央电视台刚公布举报电话号码，一分钟内就接到四五个举报电话。“扫黄打非”行动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欧洲一家大报发自北京的消息说：中国的“扫黄打非”并非是屈于国际压力，而是出自本国利益的需要。
　　维护消费者权益
不久前，有关部门曾对广州、上海、北京等６大城市的居民作了一个关于青少年生活环境的调查，居民们在列举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种种因素时，１／５的人提到了对“黄毒”的忧虑，希望扫除“黄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制止制造和传播文化垃圾的行为。可以说，“黄毒”对社会的危害、尤其是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摧残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人警觉。同时，在“扫黄打非”的雷厉攻势下，人们对盗版盗印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许多消费者已经看到盗版盗印的出版物虽然“便宜实惠”，却有潜藏的危害性：大部分盗版盗印的音像制品和光盘粗制滥造，质量问题严重。有关专家研究结果表明，盗版光盘平均每一部片子（２张盘）死机４次；相当一部分非法出版物不加选择地直接从境外或港台拿来，内容不经任何审查，不可避免地会对消费者尤其是青少年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作为高新技术产品的各种软件，不同于一般音像制品，最大特点是具有倍增效益，消费者不仅应该享有诸如技术培训、文档说明、售后服务等权利，而且随着软件的不断升级，可给正版软件低价升级或免费升级，消费者从中获益。盗版软件则纯粹是一次性交易，欺骗消费者的现象时有发生。
从长远而言，让西方不良文化侵入，将直接影响到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保持和公民文化素养的培养；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音像生产乃至艺术生产力造成一定的打击，长此下去，国产优秀文化产品的市场将受到冲击。
在冬季“扫黄打非”取得阶段性成果之时，不少消费者产生了这样的忧虑：怕地下生产线挖光了后，就没有这么多便宜光盘可看了。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副主任、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高明光就此指出，实际上只有清除了非法出版物盗版光盘，消费者才能看到更多物美价廉的光盘。出版文化产品最大特点是前期投入大，而单位产品价格与发行量成反比。不法分子利用盗版产品成本低的特点，以远远低于音像出版单位出版的光盘制品的价格销售，以此扩大市场的占有份额。由于这些盗版光盘冲击市场，正版光盘的发行受到极大限制，发行量被人为降低，因而价格很难降下来。如果挖掉地下生产线，市场得以净化，正版音像制品的发行量就会大幅度地上升，从而使价格降下来，受惠于消费者。
目前，我国有３０条合法光盘生产线，年生产能力达１亿片左右。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主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桂晓风因此说，“扫黄打非”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要通过严厉的管理，为繁荣文化事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自觉地抵制非法光盘制品，这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素质、道德水准的一个标志。如今我国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已出现了自觉抵制的良好风气。相信当非法出版物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才能生产更多、更优秀的文化产品，消费者的利益也才能获得最大程度的保障。
保护知识产权
前几年，中国几乎每一台计算机上都有一套ＷＰＳ系统，当时的统计是我国有４００万台计算机，而设计推出这一软件的北大北京金山公司只卖出了２０万套软件，市面上盗版软件占了９０％以上，仅这一项就损失近３６０亿元。
北京金山公司总经理雷军一针见血地指出，盗版行为使软件公司受损的不仅是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人才的智力投入受到了野蛮掠夺，作者和出版者的知识产权遭到了严重的侵害。
无论是图书的作者编辑，还是音像制品的先期录制、演员导演的投入，都蕴藏着著作者和出版者的大量心血。特别是作为高科技产品的电脑软件，更是凝聚着设计制作者艰巨的脑力劳动，是知识和智慧的高度结晶。每设计一个软件，总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花若干年的时间；而盗版软件制作成本只有５块钱左右，复制更是易如反掌，只要几秒钟时间，创造性劳动会被掠夺。希望电脑公司的一位技术专家讲道，进入１９９５年后，大规模工业化盗版盗印，给各出版社留下的时间越来越短。智力成果所有者的权益受到侵害，创造的积极性受到挫伤。
著名学者、法学专家郑成思因此忧虑地指出：作者不再拿稿费而是收版税，是未来出版的发展趋势，盗版盗印犯罪问题对以后的出版发展，对我国科学文化研究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必须给予充分重视。
事实是，盗版盗印不仅侵犯了作者、出版者的知识产权，也扰乱了利用人类最有效资源的机制。早在７０年代西方就有学者这样说：地球上一切资源终有穷尽，只有人类的知识、能力和智力，能不断地在原有的基础上向更高的层次发展递增，并日益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各国越来越认识到这种资源的重要意义，由此诞生了知识产权制度，我国也不失时机加入知识产权保护公约，将其视为“既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制度，又是开展国际间科学技术、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的基本环境和条件之一”，把保护知识产权当作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盗版盗印非法出版严重地违背了我国的有关法律，并直接影响了科学文化的正常发展。
有关专家指出，高科技的发展给全世界的出版业带来机遇，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进程使“信息资源三分利”：同样一种信息经过技术处理，可以转化为纸张媒介的图书，可以转化为光电媒介的光盘、磁带，可以转化为网上服务。然而这种让全世界的出版商欣喜若狂的变革和机遇，却使得中国的出版从业人员带来了更大的顾虑：既想花费更大的精力和财力有效地利用这三种形式，又怕高昂的投入被盗版盗印者巧取豪夺，导致不尽心血随风去，因此现在是连利用一个信息源搞出版都顾虑重重。而现今的外部情况是，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上有２万多数据库，７０００万个世界性用户，英文西文占９８％。如果不及时上网，我们的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将丧失了绝好的载体和机遇。
不久前，著名学者杨振宁在接受一次专访时说：高科技是中国超越发达国家的主战场，也是最后的战场。倘若不能在高科技战场上抢占一席之地，中国将被人抛在后面。
中华民族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创造力，创造过灿烂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在电子出版业等“朝阳产业”中树立知识产权保护的典范，对有效地发掘国人的智慧，推动整个中国的科学文化发展，繁荣文化事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盗版盗印带来的文化市场的混乱和对知识产权的侵害，实际上是在扼杀中国人的巨大创造力，危害科教兴国的国策，损害整个国家的未来。
　　扶持民族文化产业
“中国的出版业现在是前怕狼，后怕虎——前怕盗版的，后怕蹭车的。几乎每个出版社都有一部辛酸史。”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社长王笑然如此感慨。
在盗版盗印逆流盛行之时，中国的文化产业，尤其是历史不长的音像业和新兴的电子出版业在疯狂的盗版与变相的盗印之间举步维艰。
音像从９０年代初期的每个品种印量５０００盘，降至５００盘，相对中国七八万个录像租借放映点和千万个家庭，这个数字无论如何不能代表中国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大量盗版盗印的非法出版物分割了市场，抢占了购买力。
中国唱片总公司李鼎祥总经理深有同感地说，近年来，只要是好销的带子必然被盗版盗印，出版社四面受敌，心力交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７０年代起步的中国音像业近年来已因盗版盗印现象的蔓延陷入困境。
而刚刚兴起的中国电子出版业更是面临着能否生存的严峻考验。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等机构成立的中国软件同盟秘书长邹忭告诉记者，盗版盗印现象盛行，受害最深的是我国民族软件产业。国外的一些软件主要市场在本国，可以在本土拿回经济收益，只伤皮毛未伤筋骨；而经济实力远不如国外的中国软件企业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用户，盗版盗印吞噬着弱小的中国计算机软件业的生存能力，不少公司偃旗息鼓另找出路；许多不愿放弃的还在苦苦支撑。
据专家介绍，支撑出版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有四：人口的支撑，文化环境，森林纸张资源，技术。中国是人口大国，又是文明古国，这两方面得天独厚。我们的森林覆盖面积只有１３％，纸张资源缺乏，这本是制约中国出版业发展的瓶颈，但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光盘的出现，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短期内不能解决的难题；而中国目前的技术条件基本上达到了与世界同步。这一切本给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目前，世界范围内，光盘产业每年约有几百亿美元的收入，成为许多国家的重要的经济来源，而在我国，面对如此丰富的出版资源，如此广大的消费市场，还远远未能形成产业规模。如果听任盗版盗印者横行，破坏市场，扰乱生产和流通秩序，扼杀新生产业的发展，中国将坐失良机。
　　促进反腐败、反渗透
据统计，１９９６年以来，各地海关查获的来自境外的各类有政治问题的出版物和宣传品，数量较以往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仅去年二季度，海关查获的反动、淫秽出版物和散发性的宗教宣传品数量，就分别比第一季度增加８５％、２５％、４０％。就已查明的一些大案来看，从节目源、母盘、生产线的引进、技术装备的安置等，都有境外力量的参与，“扫黄打非”行动事实上已经成为反渗透的一个重要切入口。
而一些非法出版活动集“制黄”、“贩黄”、盗版、盗印、走私贩私、伪造公文、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等多种犯罪于一体，向犯罪团伙发展，具有更大的破坏性。一些能量很大的犯罪团伙，已经结成了辐射全国的地下网络，建立了自己的印刷复制基地，实际上形成了若干个不为政府控制的“出版中心”，这等于埋下了严重的政治隐患。他们聚敛财力、积聚实力，然后造成更大的犯罪。在现已查明的许多大案中，从秘密安装、地下作业、跨省发行，到收买出版社及其他政府管理部门官员，腐蚀革命队伍，非法出版活动呈现综合性犯罪的趋势，损害了国家形象。从这个意义上看，“扫黄打非”行动又有效地与反腐败、反团伙犯罪结合起来，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从“扫黄打非”写入中央文件，到每年冬季雷厉的行动攻势，人们能够看到中国政府的决心，中国社会的民心。这是民族利益之所在，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需要。
（“扫黄打非”特别报道之一、之二见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６日、１８日本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