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文明的对话——浅述计算机与汉字文化的冲突与碰撞 [复制链接]

第10版(文化)
专栏：科学与文化

　　跨越文明的对话
——浅述计算机与汉字文化的冲突与碰撞
本报记者杨健
　　　　　　“换笔”引出的话题
在这个“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年代，文化人“换笔”似乎成了一种潮流。５年前，历史学家庞朴买了一台学习机，开始了艰难的“换笔”。捧着随机赠送的王码教程，花了两个礼拜总算写出一篇稿子，可到南方出差几天回来，发现本已倒背如流的口诀全忘到了九霄云外。夫人说别费劲了，花２００块钱进学习班吧。庞朴不服气，订了份厚厚的《计算机世界》，又给王永民打了好多电话，几本人家推荐的教材红笔画过蓝笔画，“像学经典著作一般”，终于修成正果。如今问起他的感觉，言语中不无得意：“以前怕手跟不上脑子灵感飞了，现在发愁的是脑袋转得太慢了。‘得心应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其实令他得意的岂止于此。熟人朋友的机器坏了，无论软件硬件，他都会“两肋插刀”，而且往往手到病除。至于自己的机器出了毛病，那就更是“敢作敢为”。前段时间从一家公司买了台原装的“５８６”，接录音电话时出了毛病，捣鼓半天还是没辙，只好把电脑搬到公司去修。人家一看说，主板坏了，要换，收费６０００元；调制解调器坏了，要换，收费１２００元；另收４５０元修理费。庞朴一听，算了吧，回家后试着把连线从一个接口往另一个接口一换，成了！经过几年的磨练，庞朴对他的“笔”真可以说是摸透了。
和庞朴的潇洒劲儿比起来，其他一些人与电脑打交道的经历可就难受多了。去年某大报社宣布“告别纸与笔”，所有的稿件都要求作者输入电脑统一管理，不存入电脑的稿子一律免看。这可急煞了一些老记者，尤其是有些年纪大一点的女同志，私下里直抱怨：这不是逼着我们早退休吗？
问起他们与计算机的隔膜，笼而统之一个字：难。关于这个“难”字，后来有位叫康东日的计算机专家在他的著述中从理论高度进行了分析：从１８７７年世界上第一个英文打字培训班成立算起，西方人有了１００多年的英文键盘操作史，而５０年代开始的电脑字符处理技术，又是以英文键盘输入为依据发展起来的。从根本上说，我们今天要用的这支智能化的“笔”，是迄今为止与人脑关系最密切的机器，可它在思维逻辑上就与以象形文字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运用起来当然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了。到底是专家，一语中的。
　　　　　　沉重的双重使命
其实，与中文用户相比，在中国进行计算机研究的人所付的代价还要大许多。尽管有人自我炫耀地说，莱布尼茨是受了太极八卦图的启示才发明了二进制计算机，奠定了现代计算机的理论基础，也有人夸张地断言“中文是最适合计算机逻辑结构的语言”，可现状就如康先生所分析的，是西方人发明了计算机，而且到目前为止，西方文化仍然占据着计算机文化的主体。对于中国计算机工作者来说，这一现状先天地决定了他们的双重使命：在历尽千辛万苦挤入计算机技术的核心层后，他们必须肩负起把母体文化引入学科前沿的重任，在使用上令中文习惯与计算机逻辑完美结合，使中文用户在计算机上如鱼得水，并且紧紧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
对西文软件进行“汉化”翻译，并使汉字字符能够在计算机上处理，是发明ＣＣＥＤ的颜援朝、开发方正排版系统的王选等一代计算机元老的贡献。构筑外挂式中文平台，让优秀西文软件无须汉化即可在中文环境下使用，是“中文之星”的主要创意者王志东等一批后来者的功劳。实现多种中文内码自动识别和转换，使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世界各地不同内码的汉字均能在同一平台上显示，则是汪延等一些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的最新创造。
在四通利方公司的实验室里，刚从法国回来不久的汪延跟我谈起中文用户从“能用”到“同步用”再到“同步发展”的曲折历程，感慨万千。作为一门方兴未艾的新学科，计算机技术始终在飞速发展。而每往前走一步，都可能给中国的计算机专家们带来新的挑战，这场战斗旷日持久。
　　　　　　技术与文化的互动
在与汪延的谈话中，我们说到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进入了电脑行业。小汪本人原来就是学法律的，到法国后迷上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干脆转行学起了计算机，而且一鸣惊人，独领潮流。像他这样的人在当今中国计算机界为数不少。从科普的对象到技术发展的参与者，这种角色转换意味着一种技术与文化的互动。
“计算机发展到今天，其突破不仅要靠技术，更依赖于引进新的思想。”据说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５推出前，考虑到低性能电脑安装它的时间很长，微软公司曾向心理学家请教，怎样在安装等待过程中设计出活动的画面才能让用户不致焦躁。而许多电子出版物的策划，已经无法离开人文社科专家的支持。
在我国，因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计算机应用上反映得格外典型，普及和发展计算机技术的人更是对“中国特色”反复揣摩，社会、文化心理方面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从电脑学习班的普及到教育软件的火爆，从中文打字机的风靡到中文学习机的商业奇迹，细窥其中的奥妙，有的并非靠技术取胜，而是更多地适应了中国用户的文化习惯和消费心理。而大量“看图学计算机”教材的出现，和蔡志忠的漫画诸子相映成趣，掀起了一股成人“看图识字”的出版潮，到后来竟说不清是谁影响了谁。
在日常生活中，像“软件”、“硬件”、“死循环”一类的新词充实了我们的语言库。而计算机造词功能的运用，形成了一种被称为“语词传染”的新现象：如果有人在电脑里造出了一个错误的词，所有使用该电脑的人都会出现同一错误，而且防不胜防。至于计算机的使用对学生书法、笔顺、发音的影响，更是教育学家关心的话题。再往远些看，随着汉字识别和语音识别技术的发展，中文计算机用户将跨越语言差异的鸿沟，在录入上走向中西文求同的道路。而计算机翻译系统与现代汉语分析相辅相成，正推动着人工智能科学的前进……
每跨过一道障碍，人们都会发现一片新的开阔地，每经过一次剧烈的碰撞，都将激起一团耀眼的火花，这就是崭新的计算机技术和古老的中华文化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