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结合深广宏放——读《中国现代杂文史论》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

　　史论结合深广宏放
——读《中国现代杂文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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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先生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曾中肯地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个既不同于世界各国文学史、也不同于中国历代文学史的特点，这就是杂文的重大作用。”但长期以来，对杂文的研究却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薄弱地带。最近，山东师大青年教授姜振昌所著《中国现代杂文史论》（以下简称《史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能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史论》是以扎实的史料来建构其基础的，但却没有泛泛地堆砌史料，而是把“史实”与“史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具体的文本分析和历史线索的勾勒、精细的审美直觉和宏观的整体描述中融进开阔宏放的历史视野和新颖深刻的理论阐释，显示出独特的学术思路和价值取向。
就其主要精神特征而言，中国现代杂文决非“象牙之塔”的装饰品，它在几十年曲折坎坷的风雨历程中，“不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勇敢地面对严酷的生活现实，始终未曾放弃自己作为人类精神卫士和社会清道夫的工作”。《史论》以清醒的历史意识和审美理性反复提醒与暗示着人们：中国现代杂文是与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一道产生的，执著的使命感与浓重的忧患意识构成其审美价值的核心，漠视了这一点就等于漠视中国现代杂文。因之，它首先以“社会意识”为主要理论坐标完成了对杂文发展史的整体扫描：“五四”时期开展了以“人性的解放”为宗旨的广泛的社会、文化批评；到了二十年代，这种批评又和推翻旧制度、推动革命的进程以及民族解放斗争结合了起来；到了三四十年代，由于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激化，这种结合又演化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深层的“国民性”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以鲁迅为代表的大批作家以“殉道”的精神辛勤劳作，“构成了中国现代杂文的最精彩的部分”。
与此同时，《史论》还对现代杂文的文体特征、文化心态、审美的多元构成等都作了深层的透视。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对鲁迅杂文的论析。它以“艺术理论的哲学基础”为依据，发现了鲁迅杂文有一个完整的反映文学本质属性的“形象化系统”，这就相当有力地否定了国内外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否定鲁迅杂文是文学的观点，也“较有力地反驳了多年来对鲁迅杂文的艺术质所作出的有相当影响的旧说”（孙昌熙语），其中对鲁迅杂文中“杂文形象”的艺术本质蕴涵和“曲笔”议论形式的阐释，都新意迭出。类似的发现在书中俯拾即是。《史论》的最重要价值，就是建立在内在深度和外在广度上的发现之上的。
从写作体例、方法来看，《史论》也有自己的特点。它不是“以论带史”、“以论代史”，也不是“论从史出”，而是把史与论放在对等的位置上，让深沉的理性在史实、即现象的表述中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使史与论浑然一体。为了防止一般的“史论”著作容易出现的史的线索相对薄弱的偏差，《史论》还“附录”了一个较详尽的“史事编年”表，它与正文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勇于探索而又严谨缜密的史学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