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带来的变化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进一步学习、宣传和讨论宪法草案

斗争带来的变化
张友济
斗争使事情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有的写在历史的书页上，有的印在人们的心里。
宪法草案公布以后，我去访问一位参加过三次起义斗争的老工人。从他一身所经历的几次变化中，可以看到我们工人阶级地位变化的缩影。他是现任上海市沪南水电交通公司副经理周国强同志。
这个公司被人民政府收归地方国营不过半年多；它曾经挂着帝国主义的招牌达半个世纪之久——当然，工人阶级在这里所进行的斗争也是由来已久的事。从周国强到这里来做卖票工人的第一天算起，到现在快有三十个年头了。
今天，在电话铃时常震响着的经理室里，我们可以看到周国强坐在写字台前，戴着老花眼镜，聚精会神地办着公事；有时，他立起来，热忱地接待来谈工作的工人。在清晨公司开出第一辆交通车辆的路线上，工人们也时常可以看到他的穿着蓝制服的胖胖的身影，在那里，他和售票员或司机大声地热烈地谈着话。谁都知道，这些事情在今天都是毫不为奇的，可是在过去的日子里，这个公司的经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却不是一个普通工人能够见到面的。
周国强第一次看见过去的经理是在一九二七年三月，正当上海工人阶级第三次起义得到胜利的时候。那时，上海南市三山会馆悬挂着写着“上海总工会南市纠察总部”的横幅。这个公司参加起义的纠察队员有八十人，总部决定让一半人先回去复工。在工人的要求下，帝国主义的领事馆、巡捕房以及这个公司的代表、头儿和经理，不得不坐着汽车到三山会馆来迎接他们原先下令开除的工人复工。那时候，周国强第一次看到了公司的经理。看起来，他们比以前“谦逊”得多了，汽车老远就停下来了，帽子也老早脱下来了，他们鞠着躬走进那门口站着手执武器的工人的三山会馆。
起义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里只举周国强所参加的一支队伍的例子。三月二十一日中午，南市救火会“噹、噹、噹”的钟声报道第三次起义开始了。周国强和许多工人一样，从路线上把车辆赶着开回厂里，人们迅速到工会集中。接着，一百多人的队伍出发了。武器却只有三枝枪：一枝盒子枪，一枝左轮，一枝“六寸头”手枪。盒子枪只有八粒子弹，左轮的子弹都装到枪里面了，而那枝“六寸头”，已经放不响了。另外，有四十把从救火会搞来的斧头。因此，大部分人赤手空拳，或者只拿着一根当时“童子军”用的绳子。我们的周国强那时候还被工人弟兄笑称为“小鬼”，他好容易经过“横争竖吵”，总算拿到一把斧头。“到敌人那里去拿武器”，起义军出发了。终于，绳子捆住了孙传芳的大刀队员，斧头劈开了紧闭着的反动机关的大门，缴获了大批的武器，他们占领了道台衙门——当时的反动政府的中心。
在斗争中，实际力量的对比关系变化了，这个公司的经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脱下了帽子。
为时不久，同年四月十二日，那个曾经向三次起义胜利的工人阶级亲赠过“共同奋斗”的锦旗的大骗子、大强盗、帝国主义的大走狗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上海工人用生命换得来的胜利被蒋介石劫夺了。蒋介石屠杀着英勇的工人。革命暂时失败了。帝国主义又换上一副狰狞的面孔。最后回到公司复工的参加起义的工人纠察队员四十人，全部被开除了。
工人阶级的斗争并没有因为蒋介石匪帮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进行屠杀和恐吓而终止。从大革命以后直到上海解放前夕，就在这个公司里，使帝国主义、汉奸、反动派胆战心惊的罢工一个接着一个爆发。在多少次的罢工中间，工人运动的领袖被屠杀了，不少的工人遭到了逮捕和监禁，更多的工人被逼着做苦力。然而斗争是坚持下来了，斗争随时随地进行着。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个公司的工人的团结有了进一步的增强。一九四六年三月，工人自己的工会正式成立的一天，公司的经理表面上也不得不送上花篮，并亲自出席致词祝贺。可是，工人在一九四五年底提出的福利要求，他当时在工人罢工斗争下，满口答应，过后却故意拖延下来，没有全部解决。当周国强和别的工会负责人到一向被看成“禁地”的经理室去找他谈判的时候，他又故意摆出一副不可侵犯的神气：眼睛看着天花板，鼻子说话比嘴巴多。工人代表办交涉有站的地方，没坐的位子。
蒋介石匪帮怕帝国主义，工人阶级是不怕帝国主义的。周国强有一次站在经理室单刀直入地问道：“公司到底承认不承认我们是代表？既是谈判，到底把我们放在什么地位？”那个老奸巨滑的帝国主义代理人，马上从位子上站起来说：“抱歉，今天忘记了准备座位。”“那么，下次再谈吧！”周国强和别的工人代表马上离开了。经理的“忘记”不是一次，但是，工人代表干脆说：“没坐，不谈！”连最细小的地方，工人也没有忘记斗争。这样，这个公司的经理为了怕工人再度罢工，只好收起一点架子，在周国强和别的工人代表来谈判的时候，不得不请他们在对面坐下来。在工人的压力下，帝国主义代理人最后不得不履行诺言。
工人的斗争愈尖锐，垂死的蒋介石匪帮和帝国主义分子愈感到寝食不安。周国强后来遭到了反动派的“明令通缉”。他隐蔽、转移、撤退，辗转地到了解放区。可是，没有多少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地解放了上海。在这个城市解放后的第二天，周国强的战友开着他所熟悉的红色汽车来欢迎他。他和他们拥抱在一起了。
去年十一月二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为了我国公众的利益和市政建设需要，下令将上海市法商电车、电灯公司收归地方国营并代管其财产。同时宣布成立上海沪南水电交通公司，周国强被任命为这个公司的副经理，他又看到了原来这个公司的经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同志，你问我从电车上到经理室的经过，以及对那位过去的经理的几次回忆，我还可以谈得清楚一些。说实话，这要比谈道理容易得多，它很具体，又是深印在心上的事。……要说到对宪法草案的感想，真是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哪里谈起。”
我不用再问他更多的感想了。他最后和我说的
一句话，我怎样也不能忘记：“宪法草案表现了经过艰苦奋斗获得了胜利的工人阶级的意志。就从我个人经过的斗争的变化来看，你看我今天的心情该是怎样的激动？还有什么比巩固工人阶级领导权更重要的事呢？”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斗争和生活，亲爱的同志们，在宪法草案公布的今天，回忆一下你的斗争和生活的变化，该有怎样的体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