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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岁老人何文郡——越南农村散记之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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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4-07-14
第3版()
专栏:

一百二十岁老人何文郡
——越南农村散记之二
展潮
敬老,是越南农民传统的美德。
在农村里,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须发花白的老人,被大家礼让在前面走;如果是开会了,这位老人便被请到会场前面或者主席台上来坐;要是有什么事情争执不下了,农民们也常请上了年纪的“父老”来裁决。
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统治的社会里,是不会有什么敬老扶幼可讲的。那些被他们叫作“白丁”的贫苦农民,不管有多大岁数,都一样地受鄙视、受剥削,在痛苦中度过一生。
越南中部义安省仪顺社(乡)仁和村有一位老人叫何文郡,很久以来人们都已经忘记了他的存在。只有到一九五三年秋天,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派遣群众工作队来到仁和村,在那里进行访贫问苦,才发现这位老人已经有一百二十岁了。
讯息很快就传到了劳动党中央,传到了胡志明主席那里。胡主席亲笔给这位老人写了一封信,并且把一件酱红色的越南式褂子交托给工作队的干部,让他们亲自送给何文郡。这件褂子是北越河南省的少年儿童亲手缝制的,褂子上用红、黄、绿三色线绣着几个字“敬送胡伯伯”。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这天上午,邻近各村的许多老年农民都来了,他们团聚在何文郡的周围。正当这些受尽了折磨、每一个脸上都有着深深的皱纹的老人在一起话家常的时候,突然走进来一位老农妇,她一边端详着每个人的脸一边问:“古郡(越南习惯于呼名不呼姓,对老人特别尊称是“古”,即曾祖父之意。)在哪里?”原来这位农妇十五、六岁的时候,每次赶集都是坐何文郡撑的渡船过河的,当时老人已经快五十岁了。这位农妇原以为老人早就不在世了,谁知道今天路过却听说他还活着,并且胡主席还有信寄给他,便特地进来探望探望。
晚间,在群众工作队主持下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祝会。全仪顺社十五个村二千多农民都来了,附近的村社也派代表来参加。庆祝会的会场布置在一片已经收割了的稻田里,远处吹来的海风把篝火煽得越来越旺。老人被少年儿童用锣鼓送进了会场,在胡主席的大挂像前面坐下来。
庆祝会开始了。工作队干部把胡主席送的那件褂子披在老人身上,然后宣读胡主席的信。胡主席在信里表示:越南劳动党和政府坚决地支持农民正义的要求,充分发动群众,贯彻土地政策,实现耕者有其田。
老人感动极了,用低哑的声音说:“过去我受尽苦也没有人知道,现在工作队来了,胡主席知道我,奖励我,还给我开会。我真像小孩刚出世,第一眼看见太阳,心里真高兴!我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胡主席的恩情。”接着,老人的小女儿——一位年老的农妇站起来说:“干部、农民兄弟姊妹们!胡主席、党、政府派干部帮助我们减租,现在胡主席又送给我父亲一件贵重的衣服,我们全家感谢胡主席。”她谈到最初工作队来访问的情形,谈到干部的艰苦作风感动了她父亲和自己,谈到她家庭过去所受的痛苦,谈到她的决心,她说:“在胡主席像前面,我只说一句话:要实心实意地照顾干部,要参加发动群众工作。”这位在苦难中熬煎了五、六十年的农妇,虽说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中露面,但是由于从心底里激发出来的真情,她的话讲得很动人。
贫雇农代表讲话了,他说:“古郡家庭的光荣,也是我们全体农民的光荣”。最后由社农会书记讲话,他说:“胡主席送给郡老人褂子,表示党和政府对农民的关怀。我们要加紧团结,反对封建地主。”讲完话,农民们便按照着他们的传统习惯,时而一领众和地唱一只民谣,时而朗诵一首纯朴和热情的诗歌,这样尽情地欢庆,一直到夜间十点钟才散。农民们敲打着锣鼓把老人送回家去。
那一天,附近各村的农民还送来了许多礼物。有谷子,有香蕉,有鸡蛋,有红糖。人们把一碗刚煮好的糖粥送过来,请老人吃一顿夜餐。老人边吃边问近旁的一位工作队干部说:“侄子呀!这是什么东西?这样好吃!”
在盛产着甘蔗的地方,劳动了一辈子的农民竟连半块糖都没有尝过!说起来真是叫人伤心!何文郡父母因为家境贫困把三个孩子全都卖给了地主。两个孩子早死,只剩下何文郡一个人。他因为受不了地主的毒打,好几次逃跑,都被抓回去了。到了十九岁那年,母亲死了,父亲的脚也跛了,何文郡要求回家去赡养老人,地主怎么也不答应。后来东讨西借,好不容易凑够了七串铜钱,把卖身钱还给了地主,才能回家。但是不久,又被地主抓去撑船,夜里还兼带着打更,这样的生活整整过了二、三十年。后来法国殖民主义者来了,地主便让何文郡去给他们当伕,到寮国的川圹地区做苦工。有一次,法国殖民军队的军官不问情由地痛打了他一顿,到现在他的额头上还留着一块伤痕。何文郡后来偷偷地从寮国跑回来,在村子后面开垦荒地,当他刚开一块荒地,天主教堂里的法国神甫就来照相,说:“这些田都是主的!”要他缴租。后来每开垦出一块法国神甫就霸占一块。何文郡种的九分五尺田(中越亩,每亩等于中国七亩五分),法国神甫强迫他头年缴三方租(每方十五公斤),第二年缴五方,第三年缴九方,后来一直增加到十五方。不管年成好坏,一律都要照数缴租。除此以外,过年过节要送礼,农忙的时候去帮工,村子里有事还得给地主去跑腿。为了给教堂缴纳田租,何文郡不得不忍痛去借高利贷,八月借一方,十月就得还一方半。有一回,借了地主阮文度十二串钱,虽然已经还够二十四串,但是地主还不准销账。后来趁着何文郡害病发烧,地主硬拉着他的手在地契上画押,结果他父亲留下的十二尺房基地也给霸占去了。何文郡三十二岁那年和一个女雇工成亲,总共养了九个女儿,全都出去当雇工。现在只有一个六十一岁的小女儿——何氏召还活着。何氏召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位情人,因为家穷没有办法举行婚礼,两个人同居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她丈夫因为灾荒出去谋生,病死在外面,留下何氏召,跟着她父亲和儿子三个人在一起住,他们常过着一种“挂起镰刀,挂起沙锅”的凄惨日子,有时连红薯稀饭也喝不上。幸亏何文郡的体质好,总算一直熬到现在。
解放了,何文郡家庭的生活虽说有些好转,但是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因为许多压在农民头上的地主看到形势不妙,就打着“抗战”的招牌,钻到人民政权里来,在里面用各种手段歪曲和破坏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土地政策和法令,达到他们“明减暗不减”、“明送田暗收租”的目的。
一九五三年,越南劳动党和政府派出两个工作团,分别在北越的太原、富寿和中部的清化、义安等省试行减租反霸运动。何文郡和他的家庭就是在这次运动中初步地翻了身,他一百多年的理想——在自己的田地上自由地耕作,也将要在下一步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彻底实现了。
开过庆祝会的第二天,总理府派人来给何文郡拍照。这位一百二十岁的老人穿上了胡主席送的那件酱红色的褂子,理了理花白的须发,端正地坐在一把红木椅上。这时候,他的女儿突然有所发现似地说:“我父亲今天不知道怎么这样好看!”旁边的一位农民顺口添上一句说:“等到土地改革以后,古郡就更加好看了!”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位一百二十岁的老人现在还健康地生活着,他永远也改变不了他的劳动习惯,时常要他女儿或外孙搀他到屋后的那块小菜园里,坐在板凳上锄草。老人时常对人说:“田地就要回到农民手里啦!这个世界真美!”(附图片)
何文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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