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的工地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雨天的工地
艾明之
六月带着风雨来到了工地。
也许有人觉得，在暑热天气，到大风里，到雨点下走走，是一种愉快。可是，对工地上的人说来，风雨却是他们的敌人。
这儿是中国第一座汽车厂。去年一年过去了，今年半年快过去了，剩下的半年，是参加这个建设工程的人，决定胜败的日子。这半年的前三个月，又是打开胜利的门的钥匙。
可是，六月一来，就带来了风雨。难道今年的雨季，比往年提早来到了么？
我从住宿的地方，赶到工地去。雨小了一点。天上灰青色的雨云，仍旧密密层层。只在偏西的地方，有一股强烈的日光，突破雨云，照到下面来。工地上的一切，显得非常新鲜、清晰了。黄的席棚、红的钢屋架、枣色的砖墙、深灰色的卷扬机、起重机、密密的脚手架……在广阔的绿色的草地上，这一切都抹上一层特别魅人的色彩。
道路被雨浇得泥泞不堪，淤泥使劲咬着鞋子，每走一步，都得费点气力。马拉大车和汽车常常陷在泥里。车轮绝望地打转，马达愤怒地吼着，赶大车的叱喝，鞭子的唿哨，以及牲口的悲叫，一齐响起来。车子好容易脱出了泥坑，开走了，路上又厚又粘的泥浆，就跟波浪一样，一层一层地向周围推开，溅起了泥星子。
现在工地上却很静。周围除了风声雨声，听不见别的。混凝土车、大车、手推车、……在各个地方奔跑。拖拉机在奔跑。工人们穿了雨衣、雨鞋，默默地工作。每张汗湿的发亮的脸，都闪着紧张的神情，他们把说话的时间都节约下来放在工作上。
扩音机忽然响起来：
“屋面上的同志，工段长命令，请你们准备下来吧，马上又有大风大雨，任务要紧，安全也要紧！”
可是，起重机依然从容不迫地把巨大的钢屋架，轻轻举上去。有一个矮矮的结实的小胖子，对着扩音机叫：
“不忙！安全带我们都拴紧啦，等雨下大了再说！”
我找到某工段的支部书记。这是个二十来岁的年青人，原来在部队当指导员。他看见我，就笑着伸过手来说：
“第七天啦，这个雨好像要跟我们赛一赛哩！”
“我们赛得过吗？”我问。
他把帽子推到后脑勺上，斩钉截铁地说：“能！”
“看样子还得下几天哩！”我提醒他。
他抬头望望天。天上雨云飞快地飘动着，挤来挤去，好像在商量：嗨！我们什么时候好好的再下它一家伙。不知道为了什么，他忽然向天空撇了撇嘴皮，然后说：
“困难是有的，没有困难，胜利就赢不来！风雨是不留情的，现在就要看我们的人啦！”
“大家觉得怎么样？”
他笑了笑说：“十个指头伸出来有长短，当然也有人信心不高的。他们说：多少年了，从来雨天就不能干活。他们说：风雨天，高空作业风大雨大，脚下滑，不能干；挖土方，有水，不能干。混凝土灌浇也不行。可是，现在你看，”他用手向工地划了一个半弧形：“高空、土方、混凝土、砌砖，……都干起来了。这些同志答的也干脆：‘别说下雨，’他们说：‘就是下雹子，我们也不能误了任务！’……”
他看了我一眼，忽然放低声音：
“现在要注意的，就是别让他们过分了。大家都在说，完成计划不算，这个月完了就是‘七一’，还得超额献一份礼哩！”
工地前的大柱上，挂了一幅红布标语，风雨吹打着它，仅仅看得出这几个字：“增产二十亿，向‘七一’党的生日献礼！”他引我在一个混凝土柱子上坐下，一面说：
“我们领导上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有这样一批人，党交给他们一个任务，他们不说：‘困难啊，让我们完成百分之八十吧！’而是说：‘行！我们照百分之二百，不，三百、四百完成它！’”
“譬如这些吊装工人，”他朝屋顶指了一指，“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上海的、重庆的、武汉的……全国各地都来了人啦。他们的经历也都不同。这些人，现在碰在一起，就创造了奇迹，我们修改了两次定额，他们每次都突破！不是突破一点，而是几倍几倍地突破！
我就给你说说这个人吧。他叫强扣子，他本来在上海做吊装工人，有工作，挣的工分也不少，女人才有了孕，听到建设汽车厂的消息，不顾女人的反对，他来了。
那时我们困难多啊。在这块地上，只有高粱楂子、豆楂、蒿草、土包包。什么都得平地起家。大家一来，这地方就变啦。变得真快，一天一个样子。强扣子他们第一次到东北，冬天的严寒，听说过，可没有见过，挨过。雪有一两尺深。手拉着钢绳，一会就冻结住了，用力一扯，连皮也扯下来。他们的手都冻肿了。起重机在雪地上不好走，他们用草席垫在雪上，一段一段的滚。土冻的像铁似的，他们用开水浇，冰化了，才动手挖。大混凝土柱子，每天定额吊装八根，他们吊装了四十根。钢屋架定的十三櫺，他们完成二十三櫺。”
说到这里，支部书记朝我跟前挪了一挪，没有说话，先就笑起来。
“这里面还有过一桩笑话。”他接着说：“有一天早上，工会主席老吴起了床，一看五点半了，就打钟叫大家起来。钟打了半天，没有人出来。他跑到强扣子他们住的地方一看，人全没了。他吃了一大惊，当作他们开小差了。赶紧就来找我们的副支书老张。
‘人都没了！’
老张问：‘到底是那些人？’
‘强扣子他们。都没了。’
老张一听是他们，心里安定了一些。他了解这一班小伙子。‘不会吧，我们到工地看看去。’
他们拔了鞋子就走。可不是，强扣子他们都在工地干活哩！三点半就来了。
我们说：‘这不行啊！这不是加班加点吗？’
他们说：‘这不能算，我们又没正经干活，只是把工具什么的，准备妥，到时候就动手！’
你看，这些同志，你还能说什么呢！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能这么起劲的干。他们说的真好：
‘书记啊，我们吊装是第一道工序，要不快干，下面三十几道工序都得伸起脖子等着。这样啥时候我们才能看到自己做的汽车，才能听到它的喇叭响哦！’
强扣子的事我还没有说完哩！来的时候，他的女人不就反对吗？来了以后，强扣子给他女人写信，一封也没有回的。她生气了。春节的时候，工地停工，我们就劝强扣子说：
‘回去看看吧，把女人思想打通了再回来。’
强扣子回去了。他女人见了他，才见面很高兴，后来看强扣子并没有把全部行李带回去，便问：
‘你还有些东西呢？’
‘留在工地了。’
‘你还要回去？’
‘要回去。’
‘强扣子，’他女人叫：‘我老实跟你说，你要回去，我们就离婚，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这里可不行！’
强扣子怎么跟她说也不行。晚上强扣子睡着了，她偷偷地把强扣子的职工证藏了。第二天被强扣子发觉，找了出来，她却一把抢过来，咬在嘴里不放！她想留住职工证，就能留住强扣子的心。
强扣子没有被留住。他对他女人说：
‘你不要这样，工地上有工作等着我哩！吃的，穿的，要花什么钱，我都给准备得好好的，每年我还可以回来看你，你让我去吧。’
她看看动摇不了强扣子的决心，就把孩子丢在家里，回她娘家去了。
‘好吧，你要回去，我们就各想各的章程吧，孩子我也不管了。’
孩子才两个月，吃奶拉屎，全都得人照看。强扣子，这个年青小伙子，他现在不仅要做爸爸，还得做妈妈哩。他几天几宿不曾好好睡，照顾着孩子。他的心很难受。‘为什么这样拖我后腿呢？’他想。接着又跟自己说：‘不行，我就是丢了老婆，也不能丢了工地。’
那时候，同回上海的人，写信回来，我们都担心，强扣子不会回来了。上海也有人劝他，算了吧，在上海找个工作也不愁，犯不着丢了老婆孩子，跑去挨冷受累！但是，假期快满的时候，在销假的人当中，我们又看到他。他找到一个好心的人，答应好好看养他的孩子，又赶回来了。”
我请支部书记陪我去找他。看样子是一个很老实的年青人，光光的脸，嘴边有一颗小黑痣，他的手厚而且有力。
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坚决地回来。他想了一想，浮着抱歉的笑容，讷讷地说：
“我说不清楚。那时我是很苦恼的。要回来的心却一刻也没有动过。好像有一个什么声音，叫唤我回来。”
“什么声音呢？”我问。
“我，我说不清楚。”他不安地笑着，好像因为没有满足我的问题而难受。
“你爱人最近有信来吗？”
“有。”他脸上闪过一道亮光。
“她现在还是那样坚决拖你吗？”
“不了，她信里还向我打招呼，怪自己当初不应该这样。”他轻轻笑着说。
我们离开他后，支部书记又对我说：
“这样的人，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来。有更多的人，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却还来不及发现。政治工作赶不上啊！”
我离开支部书记。雨继续下着。工地上的人们也继续在工作。混凝土浇灌工作在继续，挖土在继续，吊装在继续。……铁锹被泥块黏成一个大土锤了，有人丢开铁锹，开始用手来挖。在泞滑的跳板上，人们推了小车在飞奔，挑了土筐在飞奔。许多半身陷在泥浆里的挖土工人，胳臂都肿了，没有人愿意下来休息。挖土机毫不示弱的把它的铁爪伸出来，抓起土块，远远撒出去。……
我在各处走。我想到许多我看到和听到的人和事。一个老工程师，过去在大学里，忍了别人的讪笑，选修汽车制造系，以后又到外国去留学，实习。几十年了，他却始终没有机会参加他所醉心的工作。我忘不了他叙述自己到汽车厂来工作时，那颤动的嘴唇和发亮的眼睛。
我忽然想到，有天晚上，到我们房间来谈天的两个年青姑娘。一个叫唐惠芳，一个叫张琴。她们都是南方一个护士学校的毕业生，在离开学校前，她们没有到过更远的地方。她们都还只有十八九岁，在她们脸上，都还带着小孩似的单纯的神情。
那天晚上，她们穿了同样的紫红色的翻领衬衫。张琴的上衣口袋里，插了一支铅笔和一把吃饭用的白铜羹匙；唐惠芳在说话当中，一直用一支手指头，顶着我的帽子，像风车一样打转。她们毕竟还不是大人哩。
“毕业的时候，”张琴开始叙述她们来这里的经过说：“学校征求我们对工作地点的意见，我们都填了：‘服从祖国分配’！我们被分配到北京，都高兴极啦。北京，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方！我们还能希望到什么更好的地方去呢？过了不久，忽然又来了通知，要我们到东北来。”
说到这里，张琴看了唐惠芳一眼，好像征求她的意见，是否说下去。
“唉，要离开北京了。我们舍不得。东北是什么样的呢？在我们想像中，它比任何地方都更远更冷。我们心里有些不情愿，但我们是团员啊，开了个小组会，当然，我们自觉地服从了。留在北京的三个同志，来送我们，火车临开，我们都哭了。”
坐在一旁转着帽子的唐惠芳，忽然叫起来：
“没有哭！”
“哭了！”
“那你们四个人哭的，我可没哭！”唐惠芳咧着嘴，郑重声明。
“反正是哭了，”张琴咕噜道：“我们也说不清为什么哭。火车开了以后，有人来问我们：
‘你们刚才哭什么呢？’我们不出声。
‘你们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吗？’
我们不知道。
‘我们是一起的，都是调到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啊！’那人说。
我们跳了起来：‘真的吗？’
‘谁能骗你呢！’
我们叫着，笑着，拍着手。开始玩拍膝头了。
到了工地，我们急着要求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工地。那时工地上什么也没有。第一次晚上值班，我真害怕，请了个同志陪我，还是害怕。只听得外面不知响的是什么声音，风声？狗叫声？都有点像，细听又都不像。那一夜，好像特别长。
有一次，半夜工人急病，我随大夫出诊。那是深冬时候。东北的雪啊，像棉絮一样，一块一块往下掉，落在身上好久不化。大夫急着看病人，走的飞快，我原来出名的三快：说话快，吃饭快，跑路快，这次却落了后。我心里真害怕，那一片雪地，就像有人张了一只大白口袋，一下要把人蒙起拖走。我摔了不知多少跤，有时以为是一块平地，踩下去，却是一个雪坑，陷下去，半天才爬起来。……”
“结果你赶上大夫了吗？”我不禁笑起来。
“还是赶上了。当然那天回来，手脚都冻麻了，是别人帮我把靴子拉下来的。这些都是过去的事，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
就在我想起这两个年青姑娘的此刻，我正从一排二十四公尺跨度高的钢屋架下经过。抹着红丹的钢屋架，隐隐的抵着灰沉的天。风势依然很凶猛，我在地下走，不时被它刮的摇幌。架在混凝土柱子上的钢屋架，似乎也有点幌幌悠悠的。就在钢屋架上，却有一些青年男女，系着安全带，在顶上爬来爬去，不断地用小镐头敲着钢梁。他们都是工业大学的实习生。有一个女学生，小圆脸，留着两条又黑又亮的辫子，当她蹲下来时，辫子简直比她人还长，尖尖的发梢，在风里拂过来，拂过去。她发觉我在注意她，脸红了，把头转开。她看来才只有十七八岁。嘿，要是倒回去几年，在她们那个年纪，你就是扶着她们上脚踏车，也要惊的哇哇叫啊。现在她们却走的多么远了。
我在工地上，一直逗留到夜深才走。雨停了一阵，又下起来了。雨点在黑夜里，变成银色的发亮的断线。在我前面，是一座城市，现在灯稀了，人睡了，一切都休息了。在我背后，工地上一片灯火辉煌，各种机器的响声，在高唱我们这个时代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