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之偏颇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诺贝尔文学奖之偏颇
李新烽
在科学发明日新月异的今天，瑞典人诺贝尔发明无烟火药的事已很少被人提起。但是，按其遗嘱设立的诺贝尔奖金，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盛事。世人对诺贝尔奖的褒扬溢美之词已不胜枚举，我这里只是想谈谈它的局限性和不公正性，以期全面认识这项举世瞩目的文学奖项。
诺贝尔文学奖是历史的产物，亦是诺贝尔人生理想的集中体现。诺贝尔为了科学，终生浪迹天涯，“流放”他乡，冒着生命危险研制炸药，为的是造福人类。可是，目睹炸药被用于战争而造成的灾难，他痛苦万分，便以文学创作排遣愤懑。他立下遗嘱，将其３１００多万瑞典克朗，即相当于９２０万美元的财产建立一项基金，“奖励造福人类、贡献最大的人”。而其中的文学奖奖掖“在文学上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出色作品的人”。时至今日，已有９３人获此殊荣。
按照遗嘱，文学奖的评选工作由瑞典文学院承担。据说，评委们严肃认真，严格按规章办事。评选全过程对外界秘而不宣，以使其不受外来因素干扰，保持客观、公平、纯洁、公正。但是，在这貌似公正的背后却有许多不公正之处。
首先是表现在地区差别上的偏见。文学奖评选一开始就在法、德、瑞典等几个欧洲国家实行一年一度的“配给制”。就连其委员会也承认，“北欧五国过去获奖太多”，竟有１４人“折桂”。头２９年中，美国从未获奖，原因是欧洲人囿于成见，认为美国不过是探险家的乐园，毫无文学传统可言。至于亚洲，开奖６７年内仅有一名获奖者。这种地区偏见无疑有悖于诺贝尔“颁奖不问国籍，只以对人类贡献大小为原则”之拥抱世界的博大胸怀。
其次是存在明显的政治偏见，主要表现在对待社会主义的前苏联作家方面。在高尔基和布宁的角逐中，文学院认为，高尔基“从事政治活动，作为作家的人格值得怀疑”。这样，１９３３年，“彩球”抛给了反苏的流亡作家布宁。无独有偶，１９５８年的激烈竞争同样在两位前苏联作家之间进行，一位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一位是《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结果是受到苏联国内批判的帕氏摘取了“桂冠”。由于同样的原因，１９７０年获此殊荣的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又是个“持不同政见者”。瑞典文学院这一年甚至还破天荒地打破惯例，认为不需要提供索氏的专家研究报告。
政治偏见还使得美国进步作家德莱塞等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而使另一些作家列入获奖名单：芬兰作家西伦佩１９３９年获奖，时值芬兰抵抗前苏联进袭之时；１９８０年波兰作家米沃什享此殊荣，正是波兰团结工会成立之年；１９９５年希尼“摘冠”，有人认为乃是北爱尔兰和平之象征。
因为语言障碍使东方国家获奖人数很少是评奖不公正的又一事实。时至今日，亚洲仅有三位作家享此殊荣，其中两次“开恩”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获奖是因为１９１３年他亲自把其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译成了英文，并送给著名英国诗人叶芝过目。叶氏为其作序，大加颂扬，又将书稿转交给英国诗人摩尔，摩尔就成了泰戈尔的推荐人。１９６８年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是因为瑞典文学院的年轻批评家瓦伦德访日时“独具慧眼”发现的。似乎没有西方文人的“慧眼”，这两位亚洲作家很有可能无缘问鼎诺贝尔奖。
另外，１９１４年，获奖人即将产生，烽火在欧洲燃起。一位教授提出颁奖“对瑞典的中立态度有百弊而无一利”，导致瑞士诗人施皮特勒的“桂冠”得而复失。而将１９５８年的文学奖授予邱吉尔，明眼人都能看出是邱吉尔未能获得和平奖而把文学奖当成了折衷产物。
“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诺贝尔文学奖确有不尽如人意的遗憾与偏颇之处，然而，诺贝尔奖对世界科学进步和人类文化发展的贡献也不应否定。但是，怎样使其奖励、特别是文学奖真正做到“不问国籍”、不管政治态度，“只论贡献大小”，不能不是人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对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文化悠久、正在崛起和强大的亚洲，“公正”的评委们仍然视而不见，那么，地下有灵的诺贝尔老人一定也会感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