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伟大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安东·契诃夫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纪念伟大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安东·契诃夫
何家槐
安东·巴夫洛维奇·契诃夫一九○四年七月十五日在德国的巴登维劳逝世，今天正是他逝世的五十周年。
这位伟大的俄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出生于一八六○年，他的故乡是亚速海边的大冈罗格。他的祖父是一个农奴，在他九岁的时候才用钱赎出来，使他们的一家人获得自由，因此他曾经说他的血管里是流着农奴的血的。他的父亲是一个杂货商人。但在他十六岁那年，他的父亲就破产了，以致他没有念完中学，就要独立谋生，缴付自己的学费和贴补一家的费用。
一八七六年，他的全家移居到莫斯科去；不久他自己也进了莫斯科大学的医学院。一八八○年，他就开始以“安多沙·契洪特”这一个笔名在“蜻蜓”、“断片”、和“闹钟”等等幽默刊物上发表文章。
他的作品一出现，就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和爱好。
很多资产阶级的传记家和评论家，以为契诃夫从他在“新时代”上发表文章以后才开始认真创作，他的作品才渐渐地显出特色；他自己也以为他在八十年代前七八年所写的一些东西不过是些“小笑话”，小故事，并不是什么用心写出来的作品。其实是并不尽然的，因为就是这些“小笑话”或小故事，也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生动的艺术形象，决不只是一些简单的笑料。鲁迅先生曾经介绍过他这一时期的八个短篇（都收在“坏孩子和别的奇闻”里面），并在“前记”中说了这样深刻而中肯的话：
“这些短篇，虽作者自以为‘小笑话’，但和中国普通之所谓‘趣闻’，却又截然两样的。它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一读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问题。生瘤的化装，蹩脚的跳舞，那模样不免使人笑，而笑时也知道：这可笑是因为他有病。这病能医不能医。这八篇里面，我以为没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但作者自己却将这些指为‘小笑话’，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谦虚，或者后来更加深广，更加严肃了。”
这话是一点也不错的。鲁迅先生所译的“波斯勋章”（作于一八八七年，内容是暴露帝俄时代的官僚的）曾经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禁忌，不许发表，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契诃夫是生长在俄国历史的过渡时期中，那正是俄国第一次革命（一九○五—一九○七年）的前夜。这个时期（特别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方面是沙皇的极端反动，是人民的极端贫困，是政治生活的极端停滞，一方面又是俄国革命运动的逐渐成熟，是科学和艺术的日益丰富；因而列宁既把八十年代比喻为监狱，同时却又指出这是一个思想和理性到来的时代。由此可见，这个时代的情形是很复杂的，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往往为一些表面的社会现象所迷惑，辨不清方向，找不到出路，既不能发现矛盾的本质，更不懂得解决矛盾和克服矛盾的方法，因而苦闷、彷徨、颓废、消沉，他们的思想非常的混乱，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的空虚；那些为民粹派的花言巧语所麻醉了的知识分子，更表现得萎糜不振和堕落不堪。
这些可怜而又可笑的知识分子，正是契诃夫嘲笑和鞭打的主要对象。在他那些卓越的作品中，他辛辣地讽刺了他们的软弱无用和庸俗无聊，揭发了他们的虚伪和卑劣；同时，他更无情地指出了这些知识分子的阶级本质，暴露了当时俄国社会制度的各种罪恶。因此，虽然契诃夫和革命运动距离很远，没有直接参加当时的政治生活，但是他的作品却真实地表现了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历史，生动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俄国社会。所以能够这样，就是由于契诃夫的生活经验非常丰富，对于社会的弊病观察得非常深刻，十分善于透过表面的现象发现事物的真相，发掘矛盾的本质；由于契诃夫不但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现实主义作家，而且是一个热爱人民和祖国，热爱光明和真理，富有正义感的伟大的民主主义者。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都很有名，特别是短篇小说。虽然他只活了四十多岁，生命极其短促，而且经常为肺病所困，但他却写了几百篇非常优秀的小说。
在他早年所写的小说中，“普里希别耶夫中士”是特别值得一提的。这个退伍的士官是一个开口法律，闭口法律，俨然以奴隶总管自居，以鸣鞭和吆喝为乐的人物。他到处干涉人们的自由，禁止人们的行动，动不动就指斥别人，反抗政府，轻视当局，破坏治安，图谋不轨，还经常以流放西伯利亚或捉到宪兵队去服苦役来威胁群众。他不准人们聚集在河岸上，不准死尸停放在沙滩上，甚至不准大家唱歌和烧火。
显然，契诃夫是借这个形象来暴露俄国统治阶级的，因为正是这个阶级才经常利用这样的人物来绞杀革命，压迫人民，窒息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来维持它那个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像普里希别耶夫中士这样的人，只不过是一个不自觉的工具罢了。
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艺术形象，确是一个很完美的典型。在契诃夫的祖国，几乎大家一谈到骄傲自满、愚昧可笑、蛮横无理的人，就会联想到这个满脸长着肉刺，说话时总是立正的人物；斯大林同志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中，就曾经引用过这个形象来嘲笑那些想用武力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土耳克斯坦的农村工作人员。
在一八八八年，就是契诃夫获得俄国科学院
“普希金奖金”的那一年，他又写了一个著名的中篇小说——“草原”。高尔基非常赞美这个作品，认为这是一篇“发香的，轻快的，并且带了一种纯粹俄国风味而又极其富于梦幻的忧郁的小说”；托尔斯泰也认为这个作品含意新奇，写得很纯熟。
在这篇小说里契诃夫生动地描写了草原上的白天和夜晚，描写了酷热的炎夏和可怕的暴风雨，真实地反映了俄国资本主义侵入内地农村以后的情况。大大小小的商人们，贪得无厌的法尔拉莫夫和库兹米邱夫们，甚至像德兰尼兹基公爵夫人和克利斯朵佛尔神甫那样商人化了的贵族牧师们，在八十年代，就像蝗虫似地掠夺着草原，吮吸着农民，使草原日益荒凉，农民更其穷困。因此，我们可以说这荒凉了的草原实在是象征着俄罗斯的苦难，象征着契诃夫祖国的命运；柯罗连科认为八十年代的俄国社会生活非常像这忧郁而疲惫的草原，确是不错的。
但是在这篇带着如此浓郁的诗意的小说中，我们却可以到处发现契诃夫的乐观气息，那个精力饱满、生气虎虎的年青车夫简尼斯卡，就很像契诃夫自己。即在最闷热的中午，简尼斯卡也兴致勃勃地和叶果鲁希卡赛跑，捉蚱蜢，他那孩子似的天真简直是任何人看到都要动心的，因为在这个人的语言行动里，处处都可以使人感到青春和力量。另一个年青车夫戴莫夫和那个急于想对别人诉说自己幸福的猎人康司坦丁，也写得特别的动人，他们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下都是愉快而倔强，不会轻易地诉苦，更不会向生活低头，因为他们就是生活的主人。对着这样自由不羁，大胆泼辣，不断地追求着光明和幸福的青年，就是那个“称霸草原”的法尔拉莫夫也会显得渺小而可怜。俄国劳动人民的生命力，是多么的无穷无尽啊！……
萨哈连岛（即库页岛，那是苦役和流刑的地方）的旅行，扩大了契诃夫的眼界，丰富了他的经验，囚徒的痛苦和酷吏的暴虐更增加了他对于沙皇政府的憎恨和愤怒，使他更深刻地感到整个俄罗斯确实是像一座黑暗的监狱，广大的人民都上着脚镣手铐，在阴森森的铁窗下辗转呻吟，过着非人的生活；同时九十年代的革命运动，也使他更明确地预感到了暴风雨的日益逼近，因而慢慢地克服了他那素来不问政治的倾向。他的“第六号病房”（一八九二年），就是在他这种正起着剧烈变化的思想情绪之下写出来的。
这是俄罗斯文学中最惊心动魄的作品之一，是
一篇沉痛而有力的控诉书。它的情节也很简单，是写
一个名叫安德烈·叶菲梅奇·拉庚的医院院长——外科医生的毁灭。这位医生由于怪癖孤独和软弱无能，竟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让他的医院——特别是精神病房（即第六号病房）长期地腐败下去，任凭老兵改行的看门人尼基塔等坏蛋在里面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而不思略加整顿，却只是整天地关在家里阅读哲学书籍和历史著作，沉湎于幻想和空谈之中。结果当然是非常悲惨，连他自己也被当成疯子关进了第六号病房，而且还被抢走了一切和挨了尼基塔的毒打，受尽了不断的折磨和迫害，最后终于中风而死，白白地牺牲了。
在这篇小说中所写的唯一头脑清楚的人，却是一个疯子——伊凡·德米特里奇·葛罗莫夫。这实在是一个极可怕的讽刺，然而也是当时俄国的现实。这个人虽然也是知识分子，然而他有希望和信心，他热爱生活和生命，渴望光明和幸福，认为总有那末一天病院和监狱会完全消灭，大家都能过着自由而健康的生活。他曾经对拉庚医生说：
“……好时代总是要来的，新生活的晓霞总是要放光彩的，公道总有伸张的一天……我等不得了，快要干枯了，然而总有些人的重孙和重重孙们会得到这一天。诚心诚意的祝贺他们，替他们欢喜……”
这篇小说中的其他人们，却大都是些不像人样的东西，特别是那个面目狰狞、性情乖戾的尼基塔，更是一个凶狠残暴、贪得无厌、冥顽不灵、野兽不如的喝血鬼和刽子手。契诃夫还以严峻无比的笔调描写了这个医院的腐败和黑暗——那里到处是死尸和垃圾，甚至连老鼠和臭虫都找不到藏身的角落，整个医院只有两把解剖刀，没有一个寒暑表，所有用人和看护妇都抢夺病人的钱，拉庚的前任院长还盗窃医院的药品，强奸女病人和女看护……这种种惨无人道的情形，简直是使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的。列宁在年轻时读了这篇小说以后，曾经向他的姊姊全娜·伊里尼奇娜这样描写他读后的心情：昨天晚上我读完了这篇小说以后，觉得简直可怕极了。我在房间里呆不住，站起来走出去。我觉得自己也好像被关在“第六号病房”里了。
可见这作品的力量是多么的大，它的斗争性是多么的强！它不但有力地揭露了俄国反动统治的残暴（尼基塔就是这统治的象征和化身），控诉了专制制度的罪恶，而且也通过拉庚这个人物批判了当时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软弱，批判了托尔斯泰主义的虚妄和伪善。
其他契诃夫的著名作品，有“套中人”、“黑衣僧”、“带狗的女人”、“阿比昂的女儿”、“文学教师”、“醋栗”、“新娘”、“在峡谷间”、“农民”、“校长”、“女教师”、“苦恼”、“宝贝儿”和“邻居”等等。在他的小说里面，契诃夫几乎接触了当时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他写了农民、教员、医生、孩子、军官、地主、富农、商人、小官吏……可见他接触的面是多么的广，他的生活知识是多么的广博！
但契诃夫的贡献，还有另外很重要的一面——他的剧作。他是一位俄国戏剧的革新者，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关系非常密切，丹钦柯认为艺术剧院也可以称为契诃夫剧院。
他最著名的独幕剧——即所谓“小形式”——是“蠢货”（一八八八年）和“求婚”（一八八九年）。在这两个短短的剧本中，契诃夫充分发挥了他那幽默的和讽刺的天才，发挥了他那明朗、轻松、和诙谐的风格。在“蠢货”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俄国地主的滑稽形象，看到俄国地主生活的浅薄和可笑。由于俄国地主的生活中没有一点严肃的东西，他们的憎恨才有可能突然转变成热恋，决斗才有可能突然变成为接吻；在他们那灰暗无聊的生活中，多的就是这种庸俗的笑话，因为这些寄生虫和废料实在是道地的小丑。在“求婚”里，我们更可以看见契诃夫对于俄国地主阶级的自私自利是挖苦得多么厉害——为了争执一小片沼泽地的所有权和狗的好坏，竟几乎破坏了婚事！
在他的五个多幕剧——“伊凡诺夫”（一八八八年左右）、“海鸥”（一八九六年）、“万尼亚舅舅”
（一八九七年）、“三姊妹”（一九○一年）、和“樱桃园”（一九○四年）——中间，以“海鸥”和“樱桃园”为最著名；但是其他三个多幕剧也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完整的作品，列宁和高尔基对于“万尼亚舅舅”就是评价得很高的。
“海鸥”的主题是写美的被损害和被毁灭。女主角尼娜·札列奇娜雅就是美的化身，而那只无辜地被毁的海鸥却正是她的象征。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像尼娜这样聪明、美丽、热情、纯洁天真、富有理想的少女，纵然她的意志很坚强，能够忍受
一切苦难和折磨，不愿屈服于命运，不愿和恶俗的环境妥协，但她究竟不可能充分发挥她的天才，很难成为“伟大的女演员”。她受了特利果利的欺骗，受了商人们的糟蹋，同她自己所说的一样，生活的道路是异常崎岖的，要始终都像未被打伤的海鸥一样自由自在地振翼高飞，只是天真烂漫的梦想罢了。特列甫勒夫和玛霞，无疑的也是俄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牺牲者。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有像亚尔卡丁娜那样庸俗自私和浅薄无聊的女演员，才能存在和发展，因为她们从事艺术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供资产阶级消遣，替资产阶级服务而已。
但是观众看了“海鸥”以后，却不但不会感到悲哀和颓丧，反而会感到愤慨和兴奋，会更增加争取自由的生活和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决心，更相信真正的美和真正的艺术总有一天能够战胜庸俗和虚伪。因为契诃夫写的并不只是个别人的命运，而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命运；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是永远前进的，永远所向无敌的。这就是“海鸥”这一剧本所包含的乐观主义的精神，也是这一剧本所表现出来的客观的革命意义。
契诃夫在“樱桃园”中描写了老朽的、腐败的、寄生的贵族地主阶级的没落，表现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新人的出现。拉涅夫斯卡娅和她哥哥加耶夫就是俄国贵族地主阶级的最后的代表人物，在新生活的面前，这些寄生虫显得茫然无知，毫无用处，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仿佛是一对幻忽的幽灵。他们把他们的庄园荒废了，最后竟至被迫拍卖了。
但这个美丽的樱桃园却卖给了他们从前的一个农奴的儿子——暴发户陆伯兴。这是一个无知的、乏味的、庸俗的、高傲自大的商人，在这样的一个新主人的手里，樱桃园比以前更加不幸。他一来就要把它们一棵棵地砍掉，以便建造别墅来出租赚钱。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本色，他们只会投机取巧，唯利是图；至于“美”，却是和他们格格不入，根本无缘的。
大学生特罗菲莫夫和拉涅夫斯卡娅的女儿安妮亚，却是新一代的青年。他们都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都憧憬着未来的幸福和美好的日子。特罗菲莫夫懂得贵族地主的花园是建筑在农奴制的基础之上的，所有的花木都是用农民的血汗灌溉长大的，他所需要的花园，却是要用大家的劳动来建造，他相信这样的花园一定会出现；他在临别时所喊的“新生活万岁！”是热情而有力的呼唤和号召。安妮亚也并不留恋旧家庭、旧生活、旧花园，而是愉快地向过去的一切告别，踏上新生活的道路，因为她也深信：他们将建造很多的新的花园，而俄罗斯祖国的本身就是一个绚烂无比的大花园……
在读完这个剧本以后，我们真会惊异契诃夫这种能够把喜剧性和悲剧性，把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完美无缺地结合起来的艺术天才。资产阶级批评家故意歪曲契诃夫的思想面貌和创作特点，称他为
“灰暗的作家”或“阴郁的诗人”，甚至说他是
“冷血”的艺术家，真是多么无耻的撒谎和诬蔑！
契诃夫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已是他的肺病日益恶化，死亡即将来临的时候，可是他还是以无比的热情和勇气把它写成了。这种毅力和精神，是永远使人不能忘怀的。
不论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或所有的剧作中，契诃夫都严格地运用着他自己所特有的文字技巧和表现方法。他的语言朴素而简洁，纯净得简直达到了透明的程度，好像是无瑕的水晶一样，会闪闪的发亮。高尔基称他的语言为“诗人的崇高的语言”，列夫·托尔斯泰也曾经称他为“散文中的普希金”，说他作品中的任何一个字都是活的，富有生命的。在很多地方，契诃夫都曾说到写作简短的重要，认为“简洁是才力的姊妹”，“写作的艺术就是提炼的艺术”，认为“写得有才力，也就是写得简短”，可见他对语言的锻炼是非常重视的。
契诃夫绝少想到自己的事情，绝不为自己的生活打算。他很同情劳苦的人民，同情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终生都是为了别人的幸福而奋斗。他不但写作、行医，而且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工作。他很晚（四十一岁）才和名演员奥尔嘉·列昂那尔多芙娜·克尼彼尔结婚，而结婚以后也没有停止过写作，没有好好地休息过一天。一八九八年他曾公开支持左拉认为特莱夫斯无罪的主张，并与反动报纸“新时代”的总编辑宣布绝交；一九○二年他和柯罗连科联名声明放弃科学院荣誉院士的称号，积极支持高尔基，而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御用的学者们无理撤销高尔基被选为科学院荣誉院士的决定表示严重的抗议。这温柔、谦虚、亲切、老是带着微笑的人，在必要的时候，却是表现得多么坚决而勇敢！
这实在是一个严肃的作家，是一个严肃的人，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是一颗伟大的俄罗斯的良心。像高尔基所说，一想到像契诃夫这样的人，勇气马上就来了，生活也马上变成明确而且富有意义了。
也正像高尔基所说的一样，这样的人是“世界
的轴”。
在中国，契诃夫的作品很早就有人介绍。瞿秋白同志在他所写的“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中，对这位伟大的作家也曾经有过扼要的评介和精辟的分析。他的优秀作品大部分都已翻译过来（可惜有些是译得不够好的），他的几个主要剧本也曾经在各地上演。因此，中国读者对于这位作家是并不陌生的，提起他来是会有特别的亲切之感的。
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把他列为今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自由的人们隆重地举行纪念，确实有其重大的意义。全世界的进步人士和劳动人民，都将热烈地阅读他的作品，研究他的生平，学习他那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地为人类服务的精神，而更坚决、更勇敢、更有信心地来继续争取全人类的幸福。（附图片）
安东·契诃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