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读《叶剑英选集》 [复制链接]

第9版(理论)
专栏：

　　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读《叶剑英选集》
范硕丁家琪金立昕
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叶剑英选集》的出版，是我党理论战线的一件大事。这部选集，收入叶剑英同志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８３年间的重要文章、报告、讲话、谈话、书信共８５篇，大部分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些著作，反映了叶剑英同志最重要的思想观点，体现了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革命风范。
这部选集最显著的特色是，坚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问题。这部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叶剑英同志一贯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强调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党的领导。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他在中共华南区组织、宣传工作会议上作的《为建设一个有高度觉悟的有高度纪律性的党而斗争》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必须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党，“集中到一个焦点，就是要建设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
党的建设，首要的是党的思想路线建设。叶剑英从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用中，从对党的历史经验的回顾总结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我们党制定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党必须坚持和实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才能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伐，不断解决各种新的问题，保证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坚持和实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实践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主观主义、本本主义。党的理论、政策，被社会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反之，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要遭受挫折。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遭到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在恢复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时候，曾经遇到了很大阻力，经历了严肃的斗争。在斗争中，叶剑英多次发表讲话，强调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处理、解决我们遇到的一切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叶剑英还向党中央建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在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论和政治问题上进一步统一认识。
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建设。６０年代以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他认为，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治党治国的根本原则。他提出，坚持民主集中制，“最重要的是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不搞一言堂”。为了保证党的正常生活和正确领导，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下去，一代一代传下去。
加强党的建设，关键是要切实重视党的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突出地提出了领导班子的建设问题。他说：“我们要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有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中央要有好的领导班子。文化大革命给我们一条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革，由一批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叶剑英同志强调抓好中央领导班子的建设，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思想。
领导班子的建设同干部队伍的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叶剑英提出：“各级领导岗位、特别是主要领导岗位上的干部政治思想和业务能力如何，能不能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有力地领导好现代化建设，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问题。”他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他还提出，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干部，都应具有良好的素质和品质，决不能搞投机钻营，不能当官做老爷，不能搞腐败，不能做无所作为的庸人。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警策作用。
　　　　　　建设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建设和巩固政权，这是摆在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叶剑英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结合亲身经历的实践，对人民政权的本质和作用作了明确的论述。他指出：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打倒官僚资本、封建主义及帝国主义的政权。所谓民主，是指对占人口９０％以上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所谓专政，是对被推翻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其他敌对势力的专政。叶剑英认为，要使人民政权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加强国家各级政权机构的建设。他说，我们的政权机构特别是各级人民政府，一定要充分反映人民的利益，虚心听取和采纳人民的意见，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政府一旦脱离了群众，便没有了群众基础，政权就不可能稳固”。他谆谆告诫国家政权机构的工作人员：政权中的职位，只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岗位，并不是做官，剥削人民，作威作福的。正确的态度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人民之所好者，好之，人民之所恶者，恶之”。
叶剑英自１９７８年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更是集中全力于国家政权的建设与巩固，致力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他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鉴于十年动乱的沉痛教训，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是国家政权建设中最根本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实在的民主。
“为了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一定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叶剑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全党严肃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他针对林彪、江青一伙钻国家法制不健全的空子，在“文革”中以所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幌子，想抓谁就抓谁，对广大干部和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教训，大声疾呼：国家非健全法律和制度不可。当时，他谈了完善法制的一些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这种法律和制度必须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它们是人民制定的，代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利益，人人必须遵守和执行；二是它们一定要具有极大的权威，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绝不能以任何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三是检察机关和法院一定要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事实和真相，一定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四是一定要有一批大无畏的不惜以身殉职的检察官和法官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五是一定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致力于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多方面建树
叶剑英是我党我军杰出的战略家、军事教育家和军事科研事业的开拓者。他在参与创建、领导人民军队，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指挥革命战争，运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学习、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国防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叶剑英认为，“军队是革命的生命，离开枪杆子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永远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永远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仅是我军成长发展和胜利的基础，更是我军建设的根本方向。他强调：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自己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使枪杆子永远受党的指挥”。正是基于这种深刻的理性认识，叶剑英总是在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受到威胁、事关军队建设根本方向的严峻时刻，挺身而出，无私无畏，为维护党的兵权进行坚决的斗争。红军长征途中，他勇敢机智地向毛泽东报告了张国焘企图以武力危害中央，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阴谋，为党立下了大功。“文化大革命”期间，叶剑英先后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毁我长城的罪恶活动进行了顽强的抵制和抗争，维护了军队的稳定和集中统一，并在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浩劫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叶剑英善于在不同历史时期内，准确地把握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科学地探索和总结军队建设的基本规律。５０年代初期，他根据毛泽东关于建设强大的国防军的思想，倾其全力深入研究我军的军兵种建设问题。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夕，叶剑英撰写了《关于军队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向中央提出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八个关系”，系统地梳理和概括了军队建设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４日，叶剑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做了题为《把“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重要讲话，尖锐地提出“十个应该不应该”的大是大非问题，为党在军事工作领域实现拨乱反正，开创军队建设新局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叶剑英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建设花费了大量心血。他在贯彻执行毛泽东国防现代化思想的过程中，紧密结合实践，提出了许多卓越而富有远见的观点。针对和平时期的特点，他多次指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障。在强调国防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同时，“国家的经济建设，必须适当地照顾国防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国家经济建设应与国防建设结合起来，协同发展，做到平战结合、军民结合。他提出，国防武装力量包括常备力量和后备力量两个方面，常备力量要精，要不断提高质量，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增加技术兵种的比重，特别要加强海空军建设。后备力量要强大，要重点抓好民兵建设。他对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十分关注，强调发展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改善武器装备，为反侵略战争准备物质基础，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一项战略任务，要采取有力措施，把科研和军工生产搞上去，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深刻指出，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发展先进的军事技术，改善武器装备，是很重要的；研究军事科学、军事理论，也是非常重要、刻不容缓的。如果只掌握现代的军事手段，而没有正确的军事理论作指导，也不能有效地对付现代化的敌人，至少要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为此，他大力倡导并组织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创造性地提出一套关于军事科学研究的理论，为我军建立以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军事科研体系奠定了基础。
　　　　　　发展党的统一战线，振兴中华民族，实现祖国统一
叶剑英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杰出的活动家和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在制定并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叶剑英一贯重视人民政协事业。解放初期，他直接参与了建立北平市、广州市和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筹备领导工作，经常鼓励和提倡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进行积极有效的民主监督。粉碎“四人帮”后，他最先主张恢复统战部的正常工作和恢复中央领导同志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商国家大事的制度。１９７７年１２月，他在《重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总结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经验，重申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政协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
做好华侨及港、澳、台方面的工作，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是叶剑英始终不渝为之奋斗的目标。早在战争年代，叶剑英就与一些著名华侨领袖人物保持着密切交往和联系。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在《关于解放广东的若干问题》的讲话中，高度肯定了广大华侨爱国的历史和对祖国建设的特殊地位、作用，颇有预见地提出广东解放后对华侨的特殊政策。５０年代以后，他对侨务工作和对台政策相继提出了许多重要主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我国的三大历史性任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统一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叶剑英对于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更是殚精竭虑。他多次接见港澳知名人士和海外侨胞，亲切地同他们交谈，争取他们为统一祖国和支援祖国建设出力。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他主持召开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他又向新华社记者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提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第一次提出了包括保留“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等“三不变”的主张。《告台湾同胞书》与“九条方针”，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和态度，对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对“一国两制”这一基本国策的最终确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