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佗之旅——记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报告文学］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学作品)
专栏：

　　华佗之旅［报告文学］
——记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
张磊
发展军事医学研究，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服务。——江泽民
据史书记载，汉朝末年，出了一位军中神医名曰华佗，曾治愈军史李成、梅平之疾患，后被曹操收作随军侍医，民间尚有为关公“刮骨疗毒”的传说。华佗先于西方１６００年发明口服麻醉剂——麻沸散，首开世界外科学麻醉史之先河。人类医学的光辉史册永远记下了这个中国古代军医的先驱。
１９９６年金秋时节，来自世界五大洲１００多个国家的军事医学代表团汇集华佗的故乡。１０月１７日，４００多位外国专家学者鱼贯走进坐落在北京西郊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三十一届国际军事医学大会就在这里召开。佩戴着将校军衔的医学家们惊讶了：他们没有想到能在中国看到一个如此规模和水平的军事医学圣地，更没有料到中国竟拥有一支如此无私无畏、可歌可泣的华佗之旅！
　　　　　　新中国的召唤
时针转回４５个年轮。金陵一个安谧的夏日的夜晚。原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蔡翘教授的手里，正捧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贺诚从北京发来的电文：“请在您方便时来京共商发展我国军事医学之大计。”
面对共产党人的约见，在黑暗制度下度过大半生的蔡翘失眠了。这位受人尊崇的“中国生理学鼻祖”，早年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２８岁时因发现视觉与眼球运动功能的中枢部位——顶盖前核而享誉科学界。国际学术界为纪念这一重大发现，把人类大脑版图上这片由中国人发现的领地称之为“蔡氏区”。蔡翘回国后，一心创建中国自己的生理科学，曾首倡用祖国语言教授生理学，并用中文编著了我国第一部大学用生理学教科书，亲手培养出童弟周、冯德培、徐丰彦、朱鹤年、蒋天鹤、方怀石等一批名扬四海的中国生理学家……北京的来电，无疑是对他的事业的最有力的召唤与支持，他决定立即起程北上，去赴这新旧社会更张的世纪之约！
几天之后，蔡翘抵达北京的当天晚上，贺诚副部长找到前门他下榻的旅馆，专程看望应邀的南京客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必须建设一支包括强大空军海军在内的现代化人民军队。蔡老，我们真诚地希望您能在航空航海医学和劳动生理研究方面带个头。”
“我一定尽力。”蔡翘坚定地握住了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首任卫生部长的手。这是旧中国科学人对新社会的历史承诺。已是桃李满天下的蔡老不恤年高，又亲自披挂上阵，率领年轻人从最简单的基础建设做起，在新中国军事医学领域开始了伟大的征程。研究航空航天医学需要模拟高空条件的低压舱，当时国家不要说无力进口这种“金疙瘩”，就连建造这一庞然大物的钢铁都十分紧缺。谈笑风生的蔡老指挥年轻人用手推车拉来水泥和沙石。按照他的设计，科技人员居然自己动手建成我国第一座混凝土舱体结构的低压舱！随后，在蔡老的指挥下，又相继诞生我国第一座爆炸减压舱、第一座低压调温舱、第一座人用离心机……伴随而来的我国航天、航空、航海及潜水医学研究从此蓬勃兴起。蔡老没有辜负新中国的重托，用自己辉煌的后半生实践了受命之时的允诺。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的那一刻，天安门广场的隆隆礼炮，深深震颤着大洋彼岸一对海外游子的心。
旅居美国的周廷冲博士和黄翠芬硕士夫妇，在意外地收到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宫乃泉从大陆转来的亲笔邀请信后，当即向美国移民局提出了回国的申请。但是，这一正当要求却遭到当局的无理刁难和断然拒绝。这时，姐姐和美国导师善意地挽留他们，周廷冲的英国导师也推荐他们改去新加坡。此刻，周廷冲夫妇深深理解师长和亲人们的心情，但又有谁知晓这对进步学者追求新中国的热望呢！他们曾怀着对腐败的国民党深恶痛绝而背井离乡，但当他们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捧起《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时，他们豁然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现在不回去尚待何时？”
１９５０年３月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周廷冲和黄翠芬来到美国西部海岸的一个货运码头，毅然登上了一艘不需移民局签证的货轮，开始了漫长的航行。当他们在浩瀚苍茫的洋面上飘泊了近两个月走出甲板，踏上阳光灿烂的故土时，回到母亲怀抱的这对海外游子禁不住热泪滚滚。
“解放祖国我们没有流过血，建设祖国我们要多出力。”周廷冲、黄翠芬夫妇就是抱着这样一个最初的想法，在新中国军事医学的百花园里奋力耕耘，终于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浇开了一朵朵科研奇葩。党和人民分别为他们挂上了二等功和一等功军功章，周廷冲和黄翠芬也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成为全军唯一一对享有共和国最高学术称号的“院士夫妻”。
　　　　　　无悔的无名英雄
我国医学界有这样一则轶闻：４０年代末５０年代初，我国医坛一北一南活跃着一对才华横溢的宋氏兄弟。年长一岁的宋鸿钊，是北京协和医学院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的得力助手；弟弟宋鸿锵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化学教授，三十出头就在专业杂志发表十几篇有影响的论文，出版了一部药物化学合成方面的著作，成为上海化学和药学两个学会的青年理事。可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历史老人却为这对比翼双飞的兄弟学者安排了截然不同的发展前程。哥哥宋鸿钊为无数病人解除疾患，特别是他首创大剂量化学药物治疗绒癌的方法，把中外历史上对该病１０—２０％的治愈率提高到８０—９０％。他的鼎鼎大名和精湛医术，像一座尽人皆知的丰碑矗立在我国乃至世界医学的圣坛之上。然而，以往频繁出没于学术讲坛的弟弟宋鸿锵，却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并且再无音信。漫漫３０多年过去了，人们渐渐忘却了“宋鸿锵”这个名字。一次偶然的机会，上海药学会当年的秘书长来到已经对外开放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找人找错了门，从屋里走出一位戴着深度近视镜的白发老人。老秘书长一下怔住了：宋鸿锵！他激动得半天只说出三个字：“你还……在？”
宋鸿锵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一次决定他一生的谈话。“组织决定调你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搞化学武器的医学防护研究。”上级领导神情庄重地说：“这是一项正义的事业，但为了保护我们的民族利益，你的成果将不能公开，论文不能发表，也不能出国讲学……”
宋鸿锵默默地一一点头。
命运像是有意对宋鸿锵发起挑战，就在他挽起袖子要干一番大事的时候，严重的眼疾竟使他的一只眼睛视力下降到０．１，另一只眼睛几乎失明。医生强制他不要看东西，以便保护那仅有的一点点视力。老伴也心疼地一再劝告他：“你再这样拼下去会彻底失明的！”宋鸿锵一边笑应，一边戴着２０００度高倍近视镜照旧把书本举到离眼睛三四厘米的地方苦读。他深信，科学之光是永恒的。
心中的光明驱散了眼前的黑暗，宋鸿锵凭着刚强的毅力，用视力只有０．１的一只眼睛，和同伴们一起寻找了１万多个化合物，终于研制成功一种防治神经毒的新型药物。这一我国独创、其性能和疗效居国际先进水平的新型药物，荣获了国家发明奖。然而，在当年公布的国家发明奖光荣榜上，却找不到这项成果的真实名字。有一年，院里决定为宋鸿锵申报一种学术荣誉，但当宋鸿锵提笔填写候选人申报表中“科技主要成就和贡献”一栏时，却无从下笔：他几乎用毕生精力拼搏奋斗结出的防化医学硕果是国家机密，自己没有权利公开填写在个人的提名资格里。
此时此刻，在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医学实验室里，正存放着一颗珍贵的心脏标本。她的主人叫吴蔚，生前也同宋鸿锵一样，都是军事医学科学院普普通通的研究员。
吴蔚去世那年，人们帮着料理后事，发现她及老伴王世椿青年时期的两件存物：一件是上海大同大学１９４０年毕业生成绩发榜单，理学院排榜第一名是吴蔚，第二名是王世椿；另一件是她２６岁时与丈夫合著的《磺酰胺类之研究及制造法》，这是我国磺胺类化学最早的专著。在书的扉页上，当时大同大学校长欣然作《序》：“二君年富力强，志同道合，他们将为吾国科学界放异彩；实至名归，吾信法国居里夫妇不能专美于前也。”然而，他们并没有按照师长指引的成名之路走下去，而是双双选择了军事医学这个与民族命运相连但需要个人付出巨大牺牲的事业。
吴蔚和王世椿教授先后都默默地走了，一直到死都是那样鲜为人知。采访间隙，我怀着异样的心情来到解放军总医院。面对吴蔚教授那已经褪去了殷红色的心脏，我颤动的心不禁发问：长眠在九泉的英灵，您就这样无怨无悔吗？一位曾护理吴蔚到临终的医生告诉我，在“人生帷幕即将落下”时，吴蔚在病榻上写下一份遗书，表达了她最后的愿望：“我一生忙忙碌碌，但贡献甚少。请把我的遗体留在医院，作为青年同志学习的材料，让我做最后的一点贡献……”
　　　　　　战士的忠诚卫士
“做战士的忠实卫士。”张是敬和杜桂仙把这句话工整地写在了笔记本上，镌刻在自己的脑海里。他俩是大学同班同学，又在同一个研究所工作，而且是恩爱夫妻。然而，他们的研究方向却截然相背：丈夫张是敬从事寒区卫生研究，妻子杜桂仙则研究热区卫生工作。军事医学的不同使命，把一对笃情的鸳鸯分成天南地北。
这是一对奇异的“候鸟”。
每年暑去冬来，当鸿雁向温暖的南方开始迁徙的时候，身为寒区研究室主任的张是敬研究员就要告别妻儿，带着他的攻关组动身北上。为了给爬冰卧雪巡逻放哨的边防战士研制出能够御寒的药物，张是敬和战友们穿林海跨雪原，走访老猎人老林工，请教老中医老参农，深入连队哨卡进行生理测量和实地考察……与之相反，每逢夏季到来，鸟儿北归，作为课题组负责人的杜桂仙就忙着打点行装，出发去南方。在骄阳似火的南疆边防线上，在暑气蒸腾的训练场上，杜桂仙伴随战士们行军操练，一边指导部队进行耐热锻炼，一边寻觅人体耐热的生理规律……一热一冷，一南一北，这对科学家夫妇就是这样他来她往、他往她来地度过了几十个寒暑。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张是敬常常为自己不能履行丈夫的义务而感到对不起妻子，杜桂仙则深为自己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而内疚。但最令这对父母不安的是，他们给孩子们应有的父爱和母爱都太少太少！杜桂仙３０岁以后先后生下两个孩子，他们的工作实在不允许自己给孩子们更多的照顾。小雨被送回福建老家交姐姐寄养，小睛放在托儿所，成了有名的“没人接的孩子”。杜桂仙清楚地记得，那年她要去南方部队的前一天，５岁的睛睛不小心摔伤，腿部严重撕裂，当时张是敬在北方出差还得半个月才能回来。她左想右想想出一个能按时出发的万全之策：把孩子送进医院。细心的妈妈买回足够让孩子吃半个月的糖块和苹果放进病房床头柜里，叮咛“小病号”不要调皮，好好听叔叔阿姨的话，等着爸爸从部队回来接他回家。临行前，杜桂仙搂过孩子亲了又亲，愧疚地说：“睛睛，妈妈有任务，实在不能照顾你了……”懂事的睛睛忍住眼泪说：“妈妈我懂，边防叔叔比我更需要爸爸妈妈！”睛睛这样安慰着妈妈，但他的小手却死死地攥着妈妈的衣襟不放。不知多少回，在孩子最需要父爱母爱的时候，他们离开了孩子，来到了战士们中间。正是这种对战士胜似亲情的爱的力量，使杜桂仙和她的课题组战胜一次次的失败，终于在国内外首次发现经过耐热锻炼的人脑脊液里产生的致热适应因子，并分离出了这种物质，荣获军队科技进步奖；张是敬带领同志们历经千辛万苦研制成功的防寒药，经科学验证能使人体易冻部位提高温度５摄氏度，并可保持５个多小时。在人与自然环境搏斗的生死之交，赢得１摄氏度，争取１分钟时间，就能挽救多少战士年轻的生命啊！
哪里有战士，他们就把科研阵地布在哪里。这个研究所有一个专门研究高原卫生的战斗集体。几十年来，守卫唐古拉山口的哨兵换了一茬又一茬，而他们却是高原上永不退役的忠诚卫士。曾任高原卫生研究室主任的吕永达研究员，２０多年里先后十几次登上高原，参加过康藏公路、青藏公路、青藏输油管线的建设，多次护送新战士入藏。从格尔木到安多这一最为艰难的路段，他走过不下几十次，可以如数家珍地报出从格尔木到黑河各地的准确海拔高度。吕永达向高原和生命极限挑战，而高原也在考验着他的意志和信念。一次，吕永达护送新兵进藏，刚过当年文成公主进藏途中梳妆过的纳赤台，他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复发了。同志们见他疼得满头是汗，打算将他送回格尔木，但吕永达却异常坚定地说：“就是爬，我也要爬过唐古拉山！”他知道，如果因为自己而改变行动路线，护送新兵进藏的任务和科研计划就要受到影响。这一天，他咬紧牙关，硬撑着赶到了沱沱河。当晚，他拄着棍子又像以往那样巡查连队，来到高原战士中间。吕永达经常这样告诫新来高原室的年轻人：“战士是祖国的忠诚卫士，我们要当好战士的忠实卫士。如果不能为战士解除疾苦，那将是我们军事医学工作者的耻辱！”
　　　　　　为人类医学献身
有人说，军事医学用来医治战争的创伤，因此是人道的、仁善的。但对于我们的军事医学工作者来说，却意味着奉献和牺牲。他们把科学精神和牺牲精神熔铸在一起，熔铸得那样庄严而伟大！
这是一幅被历史凝固了的真实画面：在白垩粉刷的实验室里，一位皓首长者高高挽起自己的两只衣袖，在一只胳膊上涂抹一种药膏，然后将一只涂药的手臂和另一只不涂药的手臂分别伸进各装有５００只蚊子的试验蚊笼里。这时，长者把眼睛移向对面墙上的挂钟，默记下实验开始的时间。片刻，饥饿的蚊子密密麻麻爬满了受试者那只没有涂药的手臂，无数张吸血的嘴像针一样刺进他的皮肤里，眼看着隆起一片片红疙瘩。老人默默承受着那钻心的奇痒，但当看到自己另一只涂着药的手臂安然无恙时，他紧蹙的眉宇舒展了……
“以身试虫”的长者就是试验所用药物的研制者、我国著名昆虫学家柳支英研究员。这位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不朽功勋的“爱国卫生运动模范”，回国后便潜心于防生物战的有关医学昆虫研究。为了研制我国第一批能预防多种蚊虫叮咬的避蚊油，柳支英带着助手和学生们先后进行了１００多次这种“喂虫子”的人体试验。
稍有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人体试验是人类追求医学进步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的问题。采访中，一位药学家告诉我：一种药品研制出来后首先是在实验动物身上进行疗效、用量和毒副作用等方面的试验，但动物毕竟不能代替人。无论是内服药还是外用药，最终都必须经过人体试服试用这一关。当年，法西斯曾用战俘和无辜百姓做这种人体试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医学机构则是高薪雇用志愿人员。据报载，美国曾利用化学药品、致幻剂和毒菌对人体进行化学战、细菌战试验，美军目前已公布１．２万可能受到化学试验侵害的人员姓名。另据美国国会调查机构总审计局的调查，在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７４年间，美国政府至少在５０万人（包括黑人、军人、妇女、儿童和弱智者）身上进行了各种试验，其中２１万人遭到放射物的辐射，而且大多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充作实验品的。然而，我国的一代代军事医学工作者却形成了这样一个光荣传统：成果的研制者就是受试者。为维护世界和平、捍卫民族利益，他们总是争先恐后地用自己的身体试服试用。这位药学家还告诉我，他所在的研究所自愿参加过新药人体试服的科技人员就多达上千人次！
在多少人不惜重金买健康的今天，军事医学工作者做这种人体实验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甚至会有人问：为了一个数据付出如此代价，值得吗？“战争法则是不能用市场价值来评判的。如果我们不亲身体验把标准制定准确，使之更加安全有效，那么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我们的人民和战士就会付出更惨重的生命的代价。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课题组的同志豪迈地这样回答。
今天，“华佗之旅”走过了４５年的光辉历程，向祖国奉献了１０００多项科技成果。这支劲旅完成的“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研究，与震撼世界的人造卫星、南京长江大桥、人工牛胰岛素合成等成果一起，曾光荣地出现在共和国首次颁发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的行列。那一刻，这个英雄集体的代表朱壬葆教授走上领奖台高高擎起特等奖奖杯，仿佛是在向世人展示新中国军事医学的巨大魅力：我国已经拥有了一整套先进的保卫人民安全，防御原子、化学、生物等特种武器伤害的科学技术成果。
鲁迅当年曾称赞过那些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我想，如果说一个强国的背后，站着的是一个伟大的民族，那么，像军事医学科学家这样不图名利、埋头苦干、勇于牺牲、默默献身的人们，不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吗？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为人民创造了丰硕的军事医学科技成果，同时又以他们为国求学、爱国奉献、报国创新的特有品质和美德为社会塑造了崇高的军事医学科学精神，而这种精神文明成果如同一笔永恒的财富，将传之于我们的子子孙孙而永不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