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无悔是英雄——枯水季节访长江航道工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体验三百六十行

　　无名无悔是英雄
——枯水季节访长江航道工
本报记者冉永平
开栏的话：
在我们的经济战线上，有一些行业、一些岗位较少为人们所知，较少受到社会关注，不少地方多年没有记者的足迹。１９９７年伊始，本报经济部的青年记者把目光投向那里。他们深入现场采访，并且参与到被采访者的实践中去，亲身体验这些岗位上人们的甘苦，在“体验”中捕捉生动情景；他们与许多平凡劳动者交朋友说知心话，从中领略他们的不凡经历，向他们学习。
今天起我们推出的《体验三百六十行》专栏，记录了青年记者的所见、所闻、所感。这不仅是他们的写作成果，也是他们体验人生的答卷。
江河航道的维护整治，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行业。１９５９年，毛主席视察长江时，看到航道工人在峭壁上安装航标灯，曾对身边的人员说：“航道工人是无名英雄，应该多关心他们……”１月２１日到２７日，我在长江航道局与航道职工共同生活了六个昼夜。这六个日日夜夜，我认识了那些不知名的航道工人，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极其平凡的人被毛主席誉为“无名英雄”。为了维护长江航道的畅通，他们付出的艰苦的劳动和牺牲，使我铭记在心。
水中“救火队”
每年的枯水期，碾子湾都是“卡脖子地段”，泥沙极易在碾子湾淤积。１９９５年震动全国的长江阻航事故就发生在这里，因此它是战枯水的“火线”。
我２１日晚上８点钟到达碾子湾。夜里船员们特为我准备了两床被子，但仍冷得难以入睡。在江上不时传来的汽笛声中，在大船过后形成的涌浪的晃动下，我度过了长江上的第一夜。
第二天早晨６点，我上了１２３２工作艇，随船员进行这天的第一次航道测量。江上下着雨雪，似乎冷到了骨头里。黑暗中不知谁给我披上一件棉大衣，瑟瑟发抖的我已顾不得推辞。我发现，船上仅有两件公用的棉大衣。
在探照灯下，船员们轮流在甲板上测量。不一会，４米长的标尺就结了冰。８点，１２３２艇所负责的１９公里航道测量完毕，有１６处浅于航道要求的２．９米，如不马上整治，大船在这些地方就有可能搁浅。
上午，我正在与守候江边的１２３２艇船员们攀谈。突然，无线对讲机收到报告，一座航标被碰。刚刚还谈笑风生的船员们立刻像消防队员一样紧张起来，迅速穿好救生衣，驶向出事地点校正航标。工作虽不复杂，但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要碰到。船员们告诉我，他们就像救火队接到“１１９”呼号一样，不管是吃饭还是睡觉，高频一响，马上出发。１２３２艇的任务，就是一天三次测量航道，保证“白天见标，晚上见灯”。船长王继新在船上已经干了２０年，几乎没回家过过春节。我问他今年能否回家过春节，他爽快地说：“到了碾子湾，想都不要想。”他深知这个“卡脖子”处的重要。
午饭后，我告别了水中“救火”队员，上岸乘车赴下一站采访。不久，下起了漫天大雪。坐在温暖的空调车内，我想，此时１２３２艇该进行第二次测量了。
寂寞中的感情
在川江天险峡谷中的急弯处，上下水的船互相看不见，而江面又窄，一次只能行一条船，因此在川江就多了一分景致：信号台。它必须建在半山腰的悬崖峭壁上，信号工就要克服由于几乎与世隔绝而带来的艰苦和寂寞。
２４日，我四肢并用爬上了巫峡出口处的火焰石女子信号台。信号工王斌，生在信号台，长在信号台。爱人也在航道，可一个在船上，一个在山上，孩子只有寄养在别人家。爱人的船每次经过时，只有鸣一声汽笛算是问候；陈世兰的小孩满月时正赶上洪水，由于坚守在台上，生病的婴儿没有及时治疗而落下残疾。
青石洞信号台对面就是神女峰，但在此采访我感受到的却并非诗情画意。我们用了半个小时才爬到青石洞，这里无水无电，台房是５０年代的建筑，已破烂不堪。３３岁的台长王利权和１８岁的信号工曾治国告诉我，周围的山里没有一户人家，他们每天特别盼望来往的船多一点，那样在无线电里可以多听到一些人的声音。小王是三年前作为业务骨干被派到最艰苦的青石洞的。他深有体会的是：“常年不见人，反应迟钝了。”
另一大困难是守着长江缺水吃，下山挑一次水要一个半小时，又没有路，小王和小曾脸上都有挑水摔出的道道伤疤……
同路的重庆分局秦德发副书记告诉我：“每次下来看到这情景心里都不好受，想掉眼泪。我们想了很多办法解决吃水，但最近的电源在几十公里以外，拉不起线。由于是喀斯特地貌，又找不到水源。目前我们全分局１００多个信号台还有不少无水无电。但是，我们的队伍还是比较稳定的。他们绝大多数人是航道世家，熟悉航道，热爱航道，干出了感情。”
听说在我来的前两天，航道局宣传队上台慰问，为小王一个人演了一场。所有同志都是边唱边哭。一位宣传队员因想调工种与领导闹别扭，但从青石洞下来后却说：“比比信号工真惭愧，工种我不调了。”
有知识不怕下岗
离重庆最近的莲花背女子信号台，差不多是川江所有信号台中条件最好的一个。２６日到达这里，正赶上分局工会组织的打井队在打井，据说出水很有希望。
当班的是２９岁的台长袁卫东和２０岁的信号工苏红丽。由于靠近大城市，加上姑娘们都有高中以上文化，因此，在莲花背可以感受到新一代航道工的某些特点。
小袁是个孤儿，是组织把她抚养大，并安排在航道工作。１９８８年，她刚到航道时，领导问她有什么要求，她含着泪说：“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当好一名信号员，报效国家。”８年来，她成了国家级劳模。面对各种荣誉，小袁不无忧虑地说：“读高中时最大愿望是上大学，工作后也一直想多读点书，可一忙就顾不上了。真怕将来因为知识不够干不好工作。”
小苏刚来时只有１８岁，第一次上山挑水时摔破了脸，回家哭了一天。后来父亲告诉她，人活着就是要和命运抗争，从此她变得坚强了。她自修了大专会计专业，目前正在进修法律。当我们谈到三峡工程建好后，将有一些信号台撤消，一些信号工下岗时，小苏却显得很乐观：“任何时候有知识都不会没饭吃。到了２１世纪，懂外语、电脑、法律，也不会为工作发愁。”
我问小苏是否会在信号台上干一辈子，她没有直接回答是与否，却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想法：“我会尽最大努力提高自己。”又补充说：“当然，每一个阶段我都会把它做好。”我说：“这就是你理解的敬业精神吧。”她笑了。
晚上躺在床上，写完最后一天的采访日记，我依旧难以入睡。６天来接触到的上百名普普通通的航道职工一一浮现在眼前。夜里，我梦见那口井打出了水，那井水又清又甜……
（附图片）
压题照片为航道工人攀登悬崖置放航标。李永祺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