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荒煤对茅公的敬重与情谊 [复制链接]

第7版(文化广角)
专栏：

　　忆荒煤对茅公的敬重与情谊
万树玉
１９９６年春我因筹备纪念茅盾诞辰百周年事宜，到北京医院探望荒煤同志，发现他身体消瘦、脸色清癯，与前一年见到时简直判若两人。他因癌症在进行化疗，我知道，化疗对身体消耗、摧残很大。但我一直觉得，与同代多数老作家相较，他年龄相对较轻，身体硬朗，我在内心默默为他祈祷，没料同年１０月２５日竟传来他与世长辞的噩耗，令人扼腕痛惜。
我原与荒煤同志并无一面之缘，不意却是有关茅公的事使我窥见了他对茅公的深情厚谊以及他为人诚挚、温厚、热忱的心地。１９８３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我撰写的《茅盾年谱》，我请当时担任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许觉民同志写序，他认为荒煤同志更为合适，就由他代请。荒煤同志出于对茅盾的崇敬，欣然允诺。他接过年谱底稿后仔细翻阅，并于同年２月１６日写了一篇较长的序言。捧读到序言，我立即感到这绝非应付差事的即兴之作，而是表达他深思熟虑后对茅盾的认识。他在序中指出，茅盾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写出《子夜》，是因已有充分的思想基础、生活基础和创作基础：“当他拿起笔来从事文学创作之前，他已经投身到革命斗争的旋涡中心，参加了大量的政治、教育、宣传工作和党的活动，翻译了大量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理论的文章。这其实也是他进入文学创作活动的准备阶段。”他还谈到，茅盾“又写了大量的有独特见解的评论文章和文艺理论以至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文章，这都是和他深厚的历史知识、广博的文学修养、丰富的社会阅历，能够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方法和观点分不开的。”这些都不能不说是慧眼独具的真知灼见。末了，他十分关切地表示了学习、继承茅盾遗产的强烈愿望：“但愿从《茅盾年谱》开始，能早日看到更多的研究茅盾的著作、茅盾评传、茅盾传记……出版。”
１９９１年３月茅盾研究会和现代文学馆共同主持“纪念茅盾逝世十周年座谈会”，姚雪垠、陈荒煤等与会老作家提出建议，应趁他们这些作家健在之际出一本“茅盾与我”回忆文集，留给后人作为学习研究茅盾的第一手材料。
１９９６年７月是茅盾诞生一百周年，１９９４年中国茅盾研究会正式将编辑出版《茅盾与我》一书列入茅盾诞辰百周年纪念计划，组稿对象中就包括荒煤同志。１９９５年３月我们向荒煤同志约了稿，不久他因得疾（事后听说是脑癌）住进北京医院。住院期间，开始时他行走尚较自如，但每天缀文仅能百来字，他不仅并未因此取消稿约，为免延误编辑出版进度，还坚持笔耕不辍。到是年１２月２５日我去医院探望荒煤同志并准备取稿，他告诉我，“我已写好一个内容（按：即《我和茅公的两次会晤》一文），还考虑了另一个内容，关于茅公同鲁迅的友谊，我的选集（按：指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荒煤选集》第二卷）有一篇有关文章（按：题为《拿起笔来，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战斗——悼念茅盾同志》），请给整理一下。这两个内容都可以发表。”
我回去后正遵嘱准备抽暇将《荒煤选集》第二卷上此文进行整理时，又接到荒煤同志１２月底的来函，提出了整理的具体要求，总的讲是要突出茅盾与鲁迅的友谊及茅盾对党的态度。他说：“我倾向把他（按：指茅盾）病中仍愿担任鲁迅研究学会会长、要亲自起草开幕词，以及最后遗言（按：指茅盾弥留之际致党中央的信）这一段文字整理加入。这都证明，他一直尊重党的领导和党的基本路线，始终是尊重鲁迅的。”我于是立即又根据荒煤同志提出的思路，对文章内容进行删削调整，最后理成《鲁迅的真挚战友和不倦的战士》一文，并寄往北京医院，请他过目。他阅后很快答复，同意这样的写法，并对最后一段谈及茅盾与党关系的文字提出了两个补充意见，强调茅盾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一是原文中引用茅盾致党中央的信，只引了“——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现在加上他要求追认为党员的那段话（即“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奋斗和追求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和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二是在“我仿佛才感到茅盾同志是真的永远离开了我们”一句后面，再加上一句：“也真正理解茅盾同志在中国文坛战斗了半个多世纪，他的心始终是和党联结在一起的。”他还要我将茅盾致党中央的信全文抄一份给他。
１９９４年春茅盾研究会开始酝酿筹备茅盾诞辰百周年纪念时，荒煤同志是参与联合签名、力主隆重举行茅盾诞辰百周年纪念活动的八位老作家之一。后来他在病中也一直惦念着百周年纪念筹备情况。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０日，我到北京医院向荒煤同志归还《荒煤选集》第二卷，他十分关心地询及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我说申请纪念的报告虽已上呈，但迄今无动静，现在距茅盾百周年诞辰日（７月４日）只有半年了，时间紧迫，怕来不及准备。他表示愿设法催询。我以为他身处医院，与外界隔离，加之前不久动过一次手术，自顾不暇，这样说主要是为表示一下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而已。不料１月２４日他告诉我说，我上次去医院探望他的第二天（即１月１１日）下午，他“即写专信给中宣部翟泰丰同志催促把报告转中央”，并关切地垂询：“现办理得如何？念念！”说明他对纪念活动的关心不只限于口头，而且付诸了实际行动。对一个刚动过手术的病人，能如此这般，使我十分感动。
１９９６年３月，美籍华裔画家陈雄立特地为纪念茅盾诞辰一百周年画了巨幅国画“群英图”（呈现１２只矫健威猛、生气盎然、姿态各异的雄鹰），我们接受赠画后便请文艺界知名人士题款。３月３１日我们带着画到北京医院请荒煤同志题词。展开画面后，荒煤同志立即胸有成竹、缓缓地挥毫写了以下几个字：“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开拓者奠基人不朽的战士”。这一句出自肺腑、蕴涵丰富、字字珠玑的话，凝结着他几十年来对茅盾一生所形成的总评价，可以说是他辞世后遗留给我们的茅盾观。
至今眼前还映现着他提笔时专注持重的神态，可是我已失去对他再次造访的机会。他走得太快，这不仅是文艺界的损失，也是茅盾研究领域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