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之辨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雅俗之辨
邢建昌
文化的雅与俗是一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内涵不断发生变化的范畴。雅，凝聚着浓厚的文化积淀，标识着人类文明所能达到的境界，往往成为一个民族文化形式的经典。雅的展开可以作为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尺。正因为这样，世界史上文化的雅化是普遍的，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把弘扬高雅文化作为重要内容。对雅的追求成为人们在满足物质生存需要之后的更高层次的追求，雅在展示和深化人的本质的同时，也提高了人的独立自主性。但是，当雅一味雅化而远离世俗生活的滋养时，雅的形式就有可能成为僵化的形式，反转过来成为扼杀文化艺术创造中的任何新思想、新形式的借口。当年孔子将古雅之乐奉为绝对的标准，而无视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具有创新意义的“郑卫之声”，提出“放郑声”的主张，实际等于扼制了民间文化发展的生机。在古代，崇雅极易和复古联系起来，以古为雅，崇古贱今是相当多腐儒的信念。崇雅和复古结合，便成为一种文化保守力量，阻碍文化的发展。“雅”一旦失去了与世俗生活的血肉联系而步入象牙之塔或被奉为普遍的、绝对的准则，其自身的生命力就值得怀疑了。俗的极端发展会使文化面临灭顶之灾。如明末出现的文化世俗化潮流，无疑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在流变中所表现出的放纵情欲、金钱至上、语言粗俗无疑是其糟粕，需要摒弃。由俗的极端发展所造成的文化灾难使当前的文学浅俗化、平面化，造成了读者的冷漠。一些作家降下理想的旗帜，与世俗生活认同。拒绝理想、摒弃崇高，甚至以游戏人生和语言粗鄙为时尚。如果说，瓦解伪崇高、伪理想，是我们文化建设必须面对的课题，那么以俗的极端方式达到上述目的，又不能不使我们的文化建设付出惨痛的代价。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雅与俗各自的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不能笼统地崇雅鄙俗或扬俗抑雅。一种健全的文化生态，既不是雅文化的一枝独秀，也不是俗文化的独行其是，而是两者的交相辉映，共存共荣。
雅与俗有不可分割的关联。过去考察雅与俗的关系，总是在一个二元对峙的假定性理论前提下进行。实际上文化的发展是十分复杂的。雅与俗的界线并非泾渭分明，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主要体现在：（１）俗是雅诞生之母体，雅则是俗追求的目标。民歌风谣的流行，才有了《诗三百篇》。鲁迅先生曾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但它们经过时间的冲刷、涤滤，特别是文人的加工而臻于完美、雅致，成为名副其实的雅文艺了。相反，停留在粗俗的层面而不主动以雅化为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俗的形式亦会被淘汰。自宋迄清，通俗小说甚多，据专家著录小说名目有８００余种，还都是有过刻本的。但多数寿命很短，以后就消亡了。原因之一是作者一味迎合低级趣味，媚俗，久而久之便失去了吸引力。正因为这样，世界范围内俗的雅化是普遍的文化现象。（２）雅俗位移。雅与俗是一对流动的、历时的概念，此时此地的俗，彼时彼地便成了雅，反之亦然。先秦时期被称为俗乐的“郑卫之声”，至汉代竟堂而皇之走上了朝廷和郊庙祭祀的神圣殿堂。《礼乐志》记载：“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郑声的俗乐色彩慢慢剥落，而成为新的雅乐。而一种高雅的文化形式，当接受者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时，也会成为通俗的形式而被广泛接受。所以，王国维说：“雅俗古今之分，不过时代之差，其间固无界限也。”（３）雅中有俗，俗中有雅，雅俗相互依存，相互包含。雅的通俗化和俗的雅化是一个双向流转的过程，实践提出了从雅俗分赏向雅俗共赏的转化。雅俗共赏论者从创作和接受者角度丰富了对雅俗关系的理解。
雅与俗不可分割的关联，并不意味着两者永远处于亲和状态。“雅俗共赏”论也不是要求雅与俗双方以牺牲各自的个性而达到所谓不俗不雅。如果说，俗的雅化是普遍的文化现象，那么，对雅的俗化则要辩证分析。如果雅一味迎合世俗而迁就大众，则难免走向劣化。如目前在工商文化语境里，大量雅文化降格以求，或通过“文化快餐”的形式供大众消费，或以影视化的手段取媚观众，结果造成高雅文化中精神因素的稀薄和审美品位的降低。
还应该看到，一定时代的文化以雅俗互渗、共赏为标志，另一时代可能以雅俗相激对峙为特征，雅则极雅，俗则极俗，而不论雅俗，都有品位。雅与俗既相激对峙，又互渗统一的格局，不仅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力量，也往往真实地勾勒出某一时期文化艺术发展的轨迹。一方面是雅文化以自己的魅力向俗文化施加影响，迫使俗文化自觉追求雅化的境界；另一方面，俗文化的广泛影响势必给雅文化造成压力，迫使雅文化面向民间，审视自身，主动调整生存格局，寻求发展空间。这样，雅与俗就都在既相激对峙，又互渗转化的格局中丰富了自己，提高了自己，同时又没有泯灭自己的个性。文化的发展往往既以雅与俗的对峙为前提，又以雅与俗的交流互渗为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