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历史的一扇窗口——谈董保存历史题材纪实文学创作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打开历史的一扇窗口
——谈董保存历史题材纪实文学创作
张方
自新时期文学发轫以来，纪实文学一直保持着强劲势头。无论就历史还是现状而言，纪实文学都是后来者，而且占居的是边缘的位置，这个边缘性指它与真实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现实的交融。恰恰是这种边缘性，成就了纪实文学在广大读者中的地位及其生长和发展的契机。纪实文学虽“得势”于读者，但它的成败兴衰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的手眼、胸襟、胆识、修养以及大量的文学创作之外的辛勤劳动。读者要不要读纪实文学？纪实文学还能否作为文学自成一体？这不仅要看作品写什么，更要看作家怎样写，尽管与虚构的文学作品相比，纪实文学的题材所起的作用更大。正是在这一方面，董保存的创作是认认真真循着纪实文学去探索和追求的。
如果只看标题，你会以为董保存的作品无论如何是沾了题材的光，因为他写的大都是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是的，他对纪实文学的兴趣和用力，正在于那些青史留名的人和事：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以及“八月失败”、“二月逆流”等等。他的一个集子的副题就叫《与毛泽东有关的往事》，与毛泽东有关的“往事”有哪一桩不是在中国近代史上重重写下一笔的呢？但是凭着这样的题材，作家也未必能写出好的作品来。我们不是没有在形形色色的同类题材作品中看到过那些被翻来覆去地写却写得毫无生气的历史人物，不是没有看到过被反反复复地说却说得味同嚼蜡的历史事件；还有另一个极端：挖空心思地收罗和渲染那些只能当作噱头的奇闻轶事。像这样去写重大的历史题材就不一定能得益于题材，也未必能吸引读者。显然，董保存对这类题材的处理与上述现象绝非同类；他对历史上大人物和大事件的选取不是用这些人和事作招牌，而是出于一种真诚的渴望：为历史打开一扇窗口——既是史实的窗口又是心灵的窗口；让读者从他们已经熟知的人物和事件中再获得一些新的感受和新的认识。如果说董保存所写的重大历史题材有什么特点，即当作如是观。
写历史题材必须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托，而史料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也决定着作品质量的高下。这史料的一般来源是史书、档案材料以及回忆录。但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纪实作品仅凭这样的史料不见得就能完好地再现历史上的人和事的当代性，因为它的功用主要是存事，即便是记人，也重在人物的“事迹”，而更贴近人心也更富实感的东西则相对受到局限。因此，要体现历史及历史中人的当代性，还得另辟蹊径。对此，董保存的心思和气力是放在了对那些活着的“历史人物”的访谈，从当事人对其切身经历的回味和反思中去重新感受和把握历史上的人与事。因而，他理当获得较一般文字资料更为鲜活也更具文学意味的史料。当然这也并非其他纪实文学作家不去做或做不到的。但董保存的特点是他在这方面所下功夫之深。这些无疑可以使他对历史的感知和叙写较常人更深更切。他凭借自己寻求来的“史料”，使得他所写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了新的视点和新的意义。这一点，在他对红军历史上那次有名的“八月失败”的叙写中，就得到充分体现。
也正因如此，对历史中的人的描写也就可以别具只眼。史书里的人大都是盖棺论定，档案资料里的人主要的是生平事迹，回忆录里的人或可传达出人的个性，仍也多着眼于其人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而为当事或过从者娓娓道来的人则庶几近于其人的本真。这也是董保存笔下的那些历史人物，尤其是领袖和将帅们的一个显著特征；也就是说，读他的作品，我们可以尽可能地贴近那些原本为圣光笼罩着的人，可以更真实地了解他们人心的复杂和人格的伟大。而表现这种人心和人格时，董保存又偏重于历史人物在逆境中生存和内心的状况。他新近的一本集子《将帅们在逆境中》就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去叙写的。
不用说，逆境中的将帅们个个都是雪天的青松，但在生命和事业遇到挫折和打击时，他们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方式又有相当的复杂性。彭德怀的悲怆、刘伯承的深沉、粟裕的机智、谭震林的刚烈，还有在同一场磨难中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将军个性不同的抗争，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性格，是英雄豪杰们给历史注入的人的因素。也只有看到这样的人，读到这样的历史，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历史上那些大写的人的崇高与动人，感受到纪实文学中历史人物所特有的魅力。在这方面，董保存的描写常有着深挚的笔力，而这笔力又不仅仅来自文学技巧，它更是因为作者对所写之人的真实和真诚的体验。
这就是说，在如实描写中，通过访谈得来的第一手材料仍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些材料在多大程度上被用到作品中，倒还是次要的。关键是作者由此找到了写人的感觉，因此也就有可能写出历史人物的人心与人格；也就能够塑造出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融会贯通的人物形象。纪实文学不像小说，它容不得太多的想象和虚构，这样，历史人物的文学意味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他自身性格的生动性。而要表现出这一点，又必须下大力气去获取更具个性特征和当代感的活材料。对此，想必董保存早就孜孜以求，并且，他的追求和实绩对当今重大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创作未必就没有启迪和拓展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