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工生活有了保障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矿工生活有了保障
本报记者　陈维仁
我沿着北戴河东山的海滩西行，绕过一片延伸到海面的巨石和绿洲，就看到中国煤矿工人疗养院的楼房、水塔，以及一排排的绿色栅栏。
从海滩沿着一条便道前行不远，林荫中出现一道朱红油漆的大门。里面是一个幽静的院落，到处布满花圃。树荫下，身着天蓝色衣服的休养员三三两两地来回踱着，有的依在栅栏边向海眺望。
在疗养院的办公楼里，我看到了申守银院长。穿着一身褪了色的灰布制服，卷起衣袖，显然在忙着什么。他神色愉快，谈话时坦率、诚恳。他告诉我，疗养院是在一九五二年正式成立的。那时，每期只能容一百五十人。今年，院址比以往扩大了一倍以上，每期休养员达到四百五十多人，还有疗养员五十人。
走出接待室，经过医务科的化验室、爱克斯光室，到了宿舍楼。走廊上，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女服务员们忙着送水、擦地板。
申院长随手推开一间房门，一阵海风迎面拂来，掀起天蓝色的窗帏，看见远处海滩上又有人在活动了。我们一进门，在休养的矿工同志——有的来自抚顺，有的来自鹤岗、贾汪——全都欠起身来，亲切地招呼我们。
“同志们，玩吧！咱们到处看看，回头再来。”申院长脸上堆满笑容，轻轻地带上门，和我走上屋顶。这是一个宽敞的露天舞场，休养员可以在这里组织晚会，跳集体舞。
在另一个宿舍楼的走廊上，来自大同、峰峰、阳泉矿的休养员，有的坐在躺椅上看报，有的围着藤桌下棋。
走下宿舍楼，到了模型室。这里陈列着各大矿山的采矿模型，全部是电动的。休养员们可以从里面学到不少新知识。
申院长对我说：“在旧社会矿工的劳动条件最坏，生活最苦，那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他今年五十四岁。十四岁上他就开始下矿，六河沟，峰峰等矿他都呆过。他辛勤劳动，但所得往往养不活自己，其间他曾经整整八年没有盖过被子。那时，矿山的老板认为，“死一个矿工顶多二十五块钱（指埋葬费），死个驴就得损失一百元”。
当休养员刚睡过午觉起来时，我在疗养院部面对着庭园的二楼一个房间里，见到了全国工业劳动模范马六孩。他穿着一身白色的疗养员服，床头几上，摆着一些新采回来的樱桃枝，还有熟透了的红樱桃。谈到宪法草案，马六孩同志说：“宪法草案规定劳动是光荣的事情，过去，劳动不是什么权利，而是苦役。我做了二十多年工，没有休息过一天，而全家土炕上连席子都没有。现在，家里什么都有了，还有收音机、墙上还挂上大钟呢！……”
马六孩指着佩在衣服上的速成中学的校徽，高兴地说：“我也上了中学啦。工人上学校可不是小事！现在我一家八口人，就有五个读书的。大孩子九岁就跟我下矿背煤，解放后也上了学。”
第三期休养员到院时，马六孩看到了他的亲侄子马逢九。这使他感动极了。他说：我这个侄子也是十岁上就跟我一块背煤，今年十九岁。他在旧社会也吃尽了苦头。
从河南义马矿来的陈宗法，和我谈起学习宪法草案后的感想。他说：“过去，当矿工的不仅劳动谈不上受法律保护，连生命也没有啥保障。我白天下井，晚上就露宿在树下。那时候，工资低还不算，矿方只付给三成现钱，其余的七成就发煤；但煤炭不能吃，又卖不掉，一家大小就只能饥一顿饱
一顿地过日子。他在那里一连工作了四年，没有歇过一天工，腊月间还得光着腿下水去采煤；热天井下没有通风设备，到处发火出危险，许多工人被熏倒，甚至白白送了性命。自矿山改为公私合营，情况才根本改变了。现在，我一家七口人，生活不成问题，每月还有余钱。三个孩子都上了学，我和我的妻子都是矿上的模范。”东北双鸭矿的王馥亭老同志，今年已经五十六岁了。一谈到宪法草案，他回忆起解放前他在鹤岗当矿工的情景：“那时候，冬天穿不上衣服，用破麻袋裹在身上，三、四个月吃不上盐是常事；不吃盐做不动活，又得挨打骂，甚至丢了工作。”解放后，王馥亭同志被提升为双鸭矿的劳保部部长。近几年来，他连续被评为模范。他深切地感到：矿工的生活有了保障，自己的劳动，受到了国家和人民的尊重。
我离开这充满友爱和温暖的矿工之家时，第四期休养员也快回去了。快走的休养员们给疗养院留了热情洋溢的信，表示对人民和国家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