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晚年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幸福的晚年
本报记者　柏生
旅大工人养老院，座落在大连寺儿沟南山脚下。这里，靠山面水，风景优美。院里有小花园，还有食堂、娱乐室、医务室、洗澡溏、理发室、礼堂……。
清晨，当朝阳初升时，老工人们三三两两的在院内小花园里散步，呼吸新鲜空气。迎着海风，几个老工人从住处的楼窗旁出神地远眺；在院门口的小土坡前，几个老工人安祥地睡在躺椅上。
当我走进一间整洁的宿舍里时，老海港工人张少卿亲切地打着招呼。我们坐下来谈宪法草案，他说，院长已经讲给他们听了。他听到这个消息时，可真是高兴。他感到：苦日子过去了，年月一天比一天更好过了。他感慨地对我谈起了自己的身世，又谈起了今昔工人生活的变化。他告诉我，住在这里的大部分是海港工人。他们从年青时代起，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在海港上过着苦难的日子。在悲惨的生活中，他们的伙伴们已经不知死去了多少。说着，他激动地站起来领我走出房门，指着对面土坡上一排排已经陈旧了的破红房子说：
“解放前，海港工人就是住在那些被称为‘红房子’的‘华工收容所’里。工人们整天在码头上当苦力，一扛就是几百斤重的麻袋包，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稍一停下来，就要挨打骂。工人吃的是生硬的窝窝头，喝的是蒸锅水。在深冬腊月，许多工人连破衣服都穿不上，只是披着破麻袋片，赤着脚干活；夜晚睡在阴暗的‘红房子’里，没有铺盖，就用麻袋或草帘子盖上，枕在砖头上。从南方来的工人，因水土不服，又冻又饿，就成千成百的凄惨地死去了；有的还没咽气，就被抬了出去。”接着，他又重新领我回到他的房间里，继续着说：
“你大概还不知道呢！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过去也是个活地狱啊！它名义上是‘华工医院’，实际上是个‘阎王殿’，有病的工人进到里面，五分病倒变成了八分，还没断气就被人从窗户里拖了出去。每天死在里面的工人不知有多少。”张少卿回忆到过去的苦难，几乎要掉下眼泪来。“同志，那时我作梦也想不到有今天啊！现在宪法草案里还特别规定要保障我们劳动人民的权利，这使我怎能不感动呢！”他那发皱的面孔上，闪耀着一种幸福的光芒。
我从张少卿的房间里出来，穿过走廊，走到另
一排宿舍去的时候，娱乐室里的收音机正播送着评戏，几个老工人围坐在那里收听。靠近窗户处，两个老工人正聚精会神地下着象棋；墙边，另外两个老工人正在仔细地翻看着一本连环图画。
在另一间宽大的宿舍里，放着十几张崭新的钢丝床，床上有整洁的白被子和白被单，床前还有几个小木柜。我看到几个老工人正围着一张床，亲热地哄着一个不满一岁的小女孩玩。孩子的眼睛张得大大的，笑着伸出手来要爷爷们抱她。一位护理人员告诉我，那是院里洗衣女工的孩子。
在到食堂去的过道里，远远地我就听到几个老年工人的说笑声。一看，原来他们正站在磅秤上量体重。一个胖胖的老工人对另一个老工人说：“瞧，我来时才一百一十五斤，这会儿已有一百六十斤了！”另一个老工人也不示弱，一脚也站了上去，引得旁边的一位护理员哈哈大笑起来。
吃午饭的时候，我看到一位失去双臂的工人和一位失去双目的工人在愉快地吃饭。那个失去双目的工人，用一口北京话，和我谈起了他十余年前从北京流浪到这里来的情况。他叫吴振芳，生长在北京，因为家里生活太困苦，十六岁上就开始拉车，一直拉了十七年；日寇侵占北京的那年，他才逃了出来。他最初流浪到烟台，以后又跑到大连来，在大连海港上做苦工，受尽了折磨。大连解放后，他在修筑海港的道路中不幸损坏了眼睛。他感动地说：“同志，要是在早先，我早就没人管了。今天，我受到国家这样好的照顾。我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我的心是豁亮的！”我们正在谈话时，另外一个胖胖的老工人笑着走了进来。他显得那么爽朗，一坐下就和我谈起来。他叫刘洪滨，是一个有着四十年工龄的海港老工人，今年六十八岁。他说自己是从死里滚出来的人，想想从前，再看看现在，感到如今工人的生活真是太幸福了。最近，他听别人讲解了宪法草案，知道宪法草案中规定国家对老年工人要给以物质的帮助。他表示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办好养老院。
在小花园的藤萝花架下，我看到了老盐工李永宽。问起他来养老院以后的生活时，他很兴奋地对我说，他在盐滩上已经苦干了三十多年。解放以前，从没有人关心过他，被人称作“盐驴子”。没有想到晚年还能进工人养老院，过好日子。
傍晚，凉爽的海风吹拂着。老人们有的聚在小花园的水池边，有的聚在院门口的小土坡前，听着伙伴们讲故事。八十二岁的老工人戚万有，躺在椅上，一面养神，一面听着。年轻的女护理员孙玉芳也坐在院门口的石阶上，一面出神地听着老工人讲故事，一面给那位失去双臂的残废老工人缀补衣裳。（附图片）
老工人们在花园里下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