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小兵忆彭真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文艺小兵忆彭真
李琦
在敬爱的彭真同志离我们而去的悲痛日子里，他那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一幕幕映现在我的脑海。
１９４３年，我所在的西北文工团编入中央党校第三部（文艺界同志多）学习。彭真同志是副校长（校长是毛主席），听他的报告虽然有多次，但“拉话”却是在一次党校礼堂的晚会上。
我演完一个儿童戏小节目之后，一个警卫员来到后台找我，说“彭真同志请你”。我随他下台，在第一排座位上彭真同志拉我坐在他身边，亲切地问长问短。那时我十五岁。自１９３７年我随父母到延安后一直在剧团、文工团唱歌演戏宣传抗日，还没有本事以美术为武器工作。在舞台上我还算个活跃的，这才引得彭真同志叫我见他。
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和我母亲早就认识。直到抗战结束，我见到一直在前方、阔别了九年的父母，母亲才告诉我，彭真同志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太原学生运动中，彭真同志是男中的代表，我母亲是女中的代表，领学生游行到省政府，向阎锡山请愿。
母亲给我提供的这个情况，一年后我告诉了彭真同志。那是１９４８年春，我所在的华北联大在河北束鹿参加土改。一天，彭真同志带着秘书、警卫员来到我们村子住下。他多次召开小型的贫下中农、村干部的调查会，也给集中起来的大部队作报告。有三四天，我们土改工作组的三个人常和他在一起。聊天中我说了我母亲向我谈的她和彭真同志的关系，也说起延安时我见彭真同志的情形。他听了这些对我格外亲切，他还讲了些当年搞学生运动的情况。
北京解放初期，一天，市委召集各高校党委宣传委员开会（我是中央美院的）。不大的会议室，也就二十来人围坐桌旁。只见彭真同志端着茶杯走进会场，精神显得疲备，显然是工作太劳累了。他向我们讲了我国派志愿军援朝了，讲了出兵的必要性……他讲话平平实实，讲出的话实实在在，让人信服。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文革”前，我们听他做报告的机会较多，就像跟大家谈心一样，从不见他念稿子，从不听他有“官腔”，会场上听众总是随着他的讲话内容、情绪而发出强烈的反响。
我最后一次见彭真同志是１９８６年春在人民大会堂，那是他作为“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名誉会长约见一些老文艺战士座谈。我们发言时，彭真同志一直在小本子上作记录，不时还插两句话。开会前，他和大家一一握手。我没放过自我介绍的机会，我说：“我是阎克贞的孩子。”本来他是一只手握着我的手，马上又加上了一只手，十分亲切地说：“阎克贞，阎克贞的孩子，好，好！”
如果说我第一次见彭真同志的情形说明这位日理万机的政治家也不放过对文艺工作的关注，那么，４０多年后我最后一次见彭真同志的由来，就更说明他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厚爱了。
今年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５５周年。此时此刻，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悼念敬爱的彭真同志，应该记起他是“中国延安文艺学会”的名誉会长；应该不忘记他对我们的企望：沿着党所指引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坚定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