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纪念秦邦宪（博古）诞辰九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3版(要闻)
专栏：

　　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人
——纪念秦邦宪（博古）诞辰九十周年
温济泽
秦邦宪（博古），１９０７年６月２４日出生于江苏无锡。１８岁那一年（１９２５），在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读书时，参加共青团，担任学生会会长和苏州学联领导人之一，积极推动了苏州、无锡各界对上海五卅惨案的声援活动。同年，在工专毕业，到上海考进了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被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有了个俄文名字，博古是这个俄文名字前两个音节的音译，以后他就常用博古这个名字。
他在１９３０年回国后，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干事，编辑《劳动报》、《工人小报》。１９３１年１月，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４月，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９月，任中共中央常委。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当年只有２４岁，怎么会担任起中共最高的领导职位呢？
这同共产国际有关。
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正值联共中央发生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斗争的时候。这个斗争影响到中山大学，斯大林指令对中山大学的托派活动进行清查。中山大学校长米夫是积极拥护斯大林的，他以中山大学的党组织——支部局为核心，形成一个小宗派领导这一斗争。王明和博古都是支部局的委员，王明当过米夫的翻译，更加受米夫器重。中山大学的反托洛茨基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造成很大的混乱。
不幸，这种混乱后来也影响到中国共产党。
１２月，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在他的直接干预下，在上海于１９３１年１月７日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按照他事先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议定的名单，宣布瞿秋白（原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等退出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名义上仍由向忠发担任，而把不是中央委员、缺少实际斗争经验、２６岁的王明补选为中央委员并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让他实际上操纵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使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宗派主义错误路线，在党中央领导机构占统治地位长达４年之久。
９月，王明要到莫斯科去取代瞿秋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位，周恩来要派往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陈云等６人组成，并指定博古为总负责。博古就这样走上中共中央领导岗位。
１９３１年，我在上海做共青团的基层工作，从上级传达得知党中央发生混乱以及有人向敌人告密。我对具体情况无从知晓，但亲身感受到白色恐怖愈趋严重。这一年１月，林育南、何孟雄等重要干部和李求实（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史称“左联”五烈士）共２３人分别被捕同于２月７日遭秘密杀害；４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投敌；由于顾顺章告密，化名王作林被判徒刑关在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的恽代英身份暴露，英勇牺牲；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自首后枪毙；党中央保存文件的秘密机关和中央秘密印刷机关先后被破坏，又有几十个同志被捕；国民党以重金悬赏通缉瞿秋白等中共要人……就是在这样严峻白色恐怖的氛围中，博古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指定走上中央领导岗位。我认为他临危受命，是一个勇挑重担的人。
由于王明错误路线的“左”倾蛮干，１９３２年在上海又有一批批同志被捕。我是其中之一，被判１２年徒刑关到苏州军人监狱。到１９３７年７月全民抗日战争爆发、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到８月底，我才被释放出来。出狱后知道，是我党派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与国民党谈判，达成释放政治犯的协议，我们才被释放的。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秦邦宪的名字。
１９３８年初，我到延安后，才逐步弄清楚，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使当年白区的党组织几乎破坏殆尽；中共临时中央迁到苏区后，又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致红军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大于十分之九。在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时，博古接受了严肃的尖锐的批评，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首先是军事上的领导地位，才使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博古在认真改正错误后，在长征途中和到陕北都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美国记者斯诺在新版《红星照耀中国》中，增加了《与毛泽东的进一步谈话》一文。其中说，毛泽东回答斯诺提问长征有哪些有功人员时，列举了１８位同志的名字，其中有博古。以后在谈到王明路线错误时，毛泽东指出，就责任来说，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王明是这个路线的创造者和支持者，博古等是执行者和发挥者。以后在党的七大，王明、博古仍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
我认识博古并在他领导下工作，是在１９４３年初。那时我在延安从中央研究院调到解放日报社副刊部做秘书、编辑，后任主编。博古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新华社社长和中央出版局局长。这几个单位都在清凉山比邻的几个山头上。我报到的第一天，就见到博古。他身材高大，对人和蔼，能接近群众，是我见过的党的领导人中最年轻的（当时３６岁）。
博古住在解放日报社的这个山中腰的石窑洞里，他每天一大早就起床，急匆匆地到新闻部办公室，同编辑一起研究当天的重大新闻，研究当天编报的重要问题，往往到１０点钟左右才回到自己住的窑洞吃早饭。他是一个整天忙碌不知疲倦的人。
《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于１９４１年创办的第一个大型日报。１９４２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始时，毛泽东曾批评它是“不完全的党报”，没有很好地完全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解放日报》的改版是整风运动中的一件大事。从１９４２年４月１日《解放日报》为改版发表社论《致读者》到１９４４年２月１６日发表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对于办党报的方针和基本原则，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原理和重大问题，都作了探讨和精辟的论述。关于党报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新闻必须完全真实，要实行全党办报，密切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要建立新的文风，这些原则都是在《解放日报》改版时期逐步确立的。毛泽东在１９４２年９月的一封信里就说过：“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博古居住兼办公的窑洞墙壁上，钉着全国的和世界的两张大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插了许多红白等颜色的小旗子，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这些旗子也随时移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架子，按国内、国际、政治、军事等分类，插满了他自己做的卡片。他每天在繁重的新闻工作之外，还挤时间做翻译工作，他译过《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４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普列汉诺夫著）等等。他临睡觉时，往往还要看一些中文或外文小说，他曾教导我们也要读些文学作品，说这对提高写作技巧是有好处的。
博古在领导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５年多工作期间，在他的策划和指导下，各解放区的新闻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一个系统的多层次的有机的网络。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是它的中枢；各解放区各地和部队的报社，新华总社所属的９个总分社和４０多个分社，是它的分支；墙报和黑板报是它的基石。它培养了一大批新闻工作者，还有近３万业余通讯员。这是一支坚强的新闻大军，它天天向国内外传播党的声音，报道时局动向，指明中国人民斗争的方向。博古对创建和开拓这样规模的党的新闻事业是有卓越贡献的。
他教导我们：“党报工作人员，对于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对于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仆’，应该有恭谨勤劳的态度。”博古就是对党和人民“恭谨勤劳”的楷模。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对业务精益求精，对同志和人民极端热忱，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博古自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就是历届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１９４６年２月赴重庆参加政协宪草审议小组工作。４月８日与王若飞、邓发、叶挺等１３人乘飞机由重庆返延安，因飞机遇雾迷路，在晋西北兴县东南的黑茶山撞山焚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中共中央以极大的悲痛宣布这一噩耗，全国震惊。４月１９日延安举行了隆重的悼祭和安葬仪式，解放区各地和重庆、上海都相继举行了隆重的“四八”烈士追悼大会。
博古牺牲已经５１年了，今年是他的诞辰９０周年。他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一个勇挑重担、工作起来奋不顾身的人，是一个具有民主作风、有了错误能够倾听批评意见并认真彻底改正、以后又对党作过杰出贡献的人，是对党的新闻事业在奠基和开拓方面有过不朽功劳的人，“是为修改宪草而粉身碎骨”、“为建立民主中国而奋斗到底”（周恩来语）的人。我们应当纪念他，他是一个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