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头溪畔事尽入胸怀间——两会代表委员评述“三下乡”活动 [复制链接]

第3版(两会专页)
专栏：两会纪实

　　田头溪畔事尽入胸怀间
——两会代表委员评述“三下乡”活动
本报记者周庆杜英姿蒋安全
中宣部等十部委组织实施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是全民族文化建设壮举，这部交响乐中带着乡野清风的旋律，它回荡在北国南疆、田头溪畔，也回响在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心头。
农村现代化有赖文化的注入
“戏送到哪里，哪里就如盛大的节日一般。”
每每回想那一幕幕感人肺腑的情景、一双双热切的眼睛，人大代表、安徽黄梅戏剧院一级演员马兰便觉心灵如洗。
“宁舍一顿饭，不误台前站”。日益富裕、开放的农民渴求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渴望融入现代文明之中。
一出充满真、善、美的儿童剧耀亮了一颗颗懵懂的童心，一本洋溢理想和信念的好书点燃了孩子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下乡的文化在农村儿童的心灵深处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文化是有穿透力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导演潘霞深具文化工作者的自豪感，她认为给农民送文化的同时，与之相伴的是对农民健康美好情操和生活情趣的激发和培养。
送戏送书送医药送科技，十部委要办的６４件实事使得现代文明渗透到农民的思维、行为、情感乃至语言习惯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并改变着农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王学珍同意这样的观点：文化的强力注入，促进、带动了农村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成为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有力支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特别强调文化在我国具有战略意义的扶贫工程中的作用：“文化扶贫就是要扶志气、扶方法、扶素质，由输血变成造血，使得贫困地区插上文化、科技的翅膀，实现经济的起飞。”
这是一种认识，更是一种承诺，它表明了文化、科技、卫生各界人士的共同心愿。
城乡对话：重组文化发展新格局
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社会突出的特征。城乡文化的发展较之经济更为不平衡。
“头重脚轻，比例失调。”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徐晓钟举了艺术表演团体的例子——据统计，目前我国省会以上大城市和县以下国有剧团的平均数分别为７．２８和０．４８，后者的演出能力难以满足广大农民的文化需求，全国范围内的布局结构调整已成为全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六五’期间‘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乡有文化站’的目标仍未实现，有的地方农村文化阵地还在萎缩，‘一间房子、一颗章子、一张桌子’的文化站为数不少。”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袁行霈对此很是担忧。
“城市作为文化密集地区，向农村发散是趋势。”人大代表、作家孟伟哉视角独特，以城市辐射农村，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农民生活的文化含量是新时期文化建设的新内涵。
城乡对话，双向交流，有馈赠，也有回报。人大代表、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县长赵学梅感到农民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的积极创造，为文艺工作者提供着丰厚的创作营养，深入基层、为人民服务，这也为文化艺术开拓了更广阔的天地。
吉林省民间艺术团抓住挂锄和冬闲两个下乡黄金时节送戏多年，培养出自己的观众群，他们的一曲二人转灌制唱片后在全国发行８０万张，并获金唱片奖，１９９６年剧团演出收入２０余万元，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人大代表、吉林省吉林市副市长刘萍的介绍启发我们，中国农村是文化最广阔的现实和潜在的消费市场。
城乡科技、医疗发展的不平衡也颇明显。全国每年有５０００多项农业科技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有的居国际领先地位，但转化率很低，农民享受到的科技的恩惠仍然有限。乡村医生和卫生员队伍不稳定，设备不齐全，这反映出科技、卫生等方面的下乡还需要培养内在的动力。
花开若要久长时
有人形象地把“三下乡”比作“山花烂漫”工程，山花能否烂漫，烂漫能否长久，是关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前途的百年大计。
“关键是要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让农民得到实惠。”人大代表、山西左云县上张家坟村党支部书记左昇的一席话道出了农民的心声。
“三下乡”要注意提高农民的欣赏水平、科学意识，防止“文化垃圾”流入农村，许多来自农村和基层的代表委员还作出这样提醒。
徐晓钟委员分析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话剧《关东大集》在农村深受欢迎原因时说：“‘下里巴人’也需要‘阳春白雪’，戏曲有下乡的传统，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话剧也一样为农民喜爱。”
全国政协委员、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用“弹钢琴”来形容下乡文化和乡下文化之间的关系。农村小康文化建设是一个浩繁复杂的系统工程，像弹钢琴一样，十个手指配合有致，才能奏出完美的音符。她据多年下基层的体会谈了看法，“譬如中央大剧院下去，应起示范作用，同时辅引当地剧团，最终在演出实践中找到各自的最佳位置，形成梯次结构。”
人大代表、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田桂兰、蒲剧表演艺术家任跟心长期坚持在厂矿、农村演出，她们提出既要重视把大城市文化送下乡，更要重视扶持县区乡镇“不走的”文化艺术团体。
优秀的文化、科技、医药成果如何广泛持久地传播到农村，人大代表、贵州瓮安县矿肥基地工程建设指挥长王国文认为，这需要在实践中摸索、总结，既要有恰当的形式，更要有长久通畅的渠道。不少代表、委员反映，城市医院定点帮扶乡村医院，组织城市医疗队下乡，安排城市医生到乡村定期行医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我国农村已经存在的科技推广网络、合作医疗和初级卫生保健组织，在新的形势、新的起点下，要不断探索为农民服务的新途径，同时在服务中增强自身的生命力。
“三下乡”是文化、科技、卫生各界的神圣职责，是农村现代化的催化剂。中共中央、国务院曾作出了加强科技普及工作的意见和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要使科普工作尽快走上法制化、制度化轨道，要把扶持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卫生事业作为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内容。各级政府应及时作出具体实施规划，保证落实。人大代表、原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林淑琼认为，只要上下结合，形成合力，定可全面推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