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作家诗人老师——纪念我们的院长、老师曹禺同志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剧作家诗人老师
——纪念我们的院长、老师曹禺同志
徐晓钟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３日凌晨５时，我被电话铃声唤醒，看护曹禺同志的白世林同志从北京医院打来电话要我快去医院，我慌张地赶至医院。曹禺同志的病房里灯光昏暗，已经没有往日我们去看他时的那种宁静而轻松的气氛；两位医生大运动量地在为病人施行人工起搏，心脏监视器屏幕上显示的是一条丝毫不闪动的平线。主治大夫低声对我们说：“已经抢救两小时了（从凌晨３时５５分曹禺同志心脏突然停止跳动到现在的凌晨５时５５分）。抢救已经无效，是否可以停止抢救？”
我望着玉茹老师，她停了一下，木然地点了头。
此刻，戏剧界的同志或许在梦中，或许还在夜读或笔耕，哪里会知道，中国文学艺术界经历着怎样一个痛苦的时刻！我望着他那睿智而宁静的面容，看着那再也不会睁开的双眼，抑制不住地想对他说许多话，然而，却只说出了几句：
“万先生（曹禺原名万家宝），您是有恩于我们学生的！您是有恩于中央戏剧学院的！您是有恩于中国戏剧界的！您放心走吧，您的戏剧理想，您的学生一定会一代一代地继续追求下去！”
玉茹老师偎依着曹禺同志的脸颊不肯站起，不停地用她惯用的万方姐妹的口吻喃喃地喊着：“爸爸，爸爸！”万方在旁边啜泣……
医生用白色被单最后蒙上了曹禺同志的脸，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中国现代话剧奠基人之一，一位应该用大字书写的“老师”，中国现代戏剧文学巨星，陨落了！
很快，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同志、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同志赶来和曹禺同志告别，同时，文联高运甲同志代表正在医院里的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同志也前来告别。
此刻，我思绪翩翩……
１９９３年第八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和国家领导人在京丰宾馆接见政协委员中的文艺界委员，曹禺同志由李玉茹老师陪着从医院来到会场。大家都想向国家领导人讲些心里话，我也打算向中央领导同志讲一讲青年教师住房困难的问题，但麦克风传来传去怎么也到不了我的手里。时间过得很快，李瑞环同志宣布：“为了留下一点时间给总书记讲话，委员的发言要结束了，但我们建议在总书记讲话之前请曹禺同志发言。”我跑过去对曹禺同志讲：“万先生，我想反映学院青年教师住房困难，但抢不到麦克风，您在发言时讲一讲吧！”他笑了。曹禺同志在讲过文联工作以后，就讲了后来大家都知道的一段话：“艺术院校做出了许多成绩，但艺术院校缺‘房子’、‘票子’（指办学经费）和‘帽子’（指职称名额）。”他讲得很实际，很动情，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得十分认真。政协会议结束不久，文化部教育司领导就陪同国家领导人视察了艺术院校，了解到我们学院的住房严重困难，即为中央戏剧学院盖教职工宿舍批了钱。我们很快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曹禺同志，他听到这个消息时在他的寓所留下了他最最开朗、最最高兴的一张照片！
曹禺同志对推动和发展中国戏剧事业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他的剧作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经典，他成为了２０世纪世界话剧发展史上的一个杰出代表。曹禺的才华、精力和贡献不仅表现在他的戏剧文学创作上，也表现在戏剧教育事业中。
１９３６年秋，曹禺同志应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余上沅邀请，前往南京任教，他在“南京剧专”教授《剧作》和《西洋戏剧》等课程。他既教书，又当导演、也当演员，还要写剧本和翻译、改编外国剧本。他在教学中改编过法国剧作家腊比希的剧本《迷眼的沙子》；改编过高尔斯华绥的剧本《争强》。有记载说他的《正在想》也是在教学中为教学需要而写作的。
他在讲课时总是要结合理论朗读剧本，传递原作的文学美，他的朗读总是充满激情。
１９３８年初，曹禺同志随“剧专”西迁，１９３９年再迁川南江安……一路跋涉，一路宣传，自己导戏，也做演员，在湘鄂川一带演出。在抗战的峥嵘岁月，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进行教学，曹禺同志和师生们一起，经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锻炼，使他进一步贴近了生活，贴近了劳苦大众！
１９４９年曹禺同志参与筹建中央戏剧学院，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后来曹禺同志一直是中央戏剧学院名誉院长，他一直关心着学院的教学和有关学院建设的大事。我经常向他汇报学院的情况，听到高兴的事，他放声大笑；听到学院的困难，他心情沉重。有一次，他听完我们的汇报后说：“学院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举世瞩目，真不容易！可能你们没有把一切困难都告诉我，但是我看到你们的头发却越来越白了！”我把他的这段语重心长的话在全院大会上向教职工们做了传达，大家感到温暖，受到鼓舞和鞭策，教职工心里的许多委屈自己化解了！
曹禺同志爱学生，爱青年，他热情支持青年的创造活动。在北京人艺演出小剧场戏剧《绝对信号》时，他热情洋溢地给年轻的编导写信表示支持。
１９９３年２月我带着博士生王晓鹰去看曹禺同志，晓鹰正在准备排演《雷雨》，他打算删去鲁大海这个人物，忐忑不安地想征求曹禺同志的意见。晓鹰结结巴巴不无紧张地说：“我有一个斗胆的想法，想把鲁大海删掉……”曹禺同志先是一愣，然后兴奋地说：“删掉，好，赞同！”他大笑地说：“我告诉你，有些人的脑袋瓜子可不像你我这么想，你删掉后会有人批评你、骂你，你要沉住气。你可以说‘当时我和作家商量过，作家同意了’，你可拿我做挡箭牌。好，我同意了！”
增删一个经典作品中的人物是否合适，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曹禺同志对年轻人经过深思熟虑后郑重提出的某种尝试和追求所给予的热情支持，鼓舞着青年文艺戏剧工作者的创造意识和创造勇气！
谢谢您，万先生！谢谢您给中国戏剧，给您的学生留下的文学财富和人格财富！您安息吧，您的戏剧理想，您的学生一定会一代一代地继续追求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