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和“大众生活”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邹韬奋和“大众生活”
茅盾
韬奋生前常说，他的最大的愿望是办好一个刊物，——当然最好是能够办报。在反动统治下，办进步刊物是一定要受到迫害的，韬奋就是在重重的迫害下办刊物而坚持到底的一人。
他主编的最后的一个期刊就是“大众生活”，在香港出版。“大众生活”对于当时的南洋华侨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皖南事变后，在共产党的策划和领导之下，相当数量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从压迫愈来愈严厉的重庆“疏散”出去，建立分散的文化据点。到香港的一批以韬奋为中心，目的就是要在香港办报办刊物。如果由韬奋出名来办报，恐怕是通不过香港政府这一关的，因而只好办周刊。
当时的香港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特务，——蒋记的，汪记的，等等。他们要破坏韬奋的活动，自不待言。香港政府自然也不会欢迎韬奋这样一个人来办刊物，不过，既然还标榜着“言论自由”，就不好公然不许，而只能在刊物登记的条例上做文章；照那条例，刊物的负责者是发行人，而发行人则须是“港绅”，因而韬奋当然不能自任发行人去申请登记，而必须另找一位港绅来“合作”，但即使找到了那样一位，能不能通过，据说也很少把握。
所谓“有志者事竟成”罢，韬奋终于找到一位发行人了。原来有一个曹先生（他的父亲是所谓港绅），早已登记好了要办一个周刊，但因找不到适当的主编，故而那刊物还没出世。这位曹先生年纪还青，读过韬奋的著作及其所编的刊物，可以说是对于韬奋的道德文章有相当认识、对于韬奋怀着敬佩之心的一个人。经过第三者的介绍，事情就成功了。这就是后来坚持到香港沦陷然后停刊的“大众生活”周刊，从这件事，也可见韬奋的为祖国为人民的长期奋斗的精神和毅力，在一般人中间（而曹先生是其中之一）建立了如何高的威信！
办刊物既有眉目，韬奋立刻以他那一贯的负责和不知疲倦的精神开始工作。他要求在两星期后出版创刊号，那就是说，一星期后就必须将创刊号的稿件发排。他组织了一个编辑委员会，可是参加编委会的朋友们都是另有工作的，他们对于韬奋的帮助只能是：每星期开会一次，决定下一期刊物的主要内容，并在这范围内担任写稿一篇，或者是负责向编委以外的朋友拉一篇那一期刊物所需要的稿。韬奋必须自己做的，就有下列的一大堆事情：每期登在卷首的社评，那是有一定的篇幅的，太长或太短都会影响到刊物的整个编排的计划性；审阅来稿（包括特约稿和外来的投稿）；给读者的来信作“简复”，这是刊物的很重要的一栏，刊物与读者的联系固然赖此一栏，而尤其重要的，是借这一栏发表一些还不宜于用其他方式（例如短评等等）来发表的主张或批评。不曾在那种环境下办过刊物的人不会了解“简复”读者来信这工作在彼时彼地是怎样重要而且又是怎样地不简单。韬奋常说：他花在“简复”上的时间和精力，比花在社评上的要多得多。
在那时的人力物力的条件下办这么一个周刊，其困难有非今天的没有那种经验的年青朋友所能想像。“大众生活”之所以得以出版，并且在短促的时期内出版，不能不归功于韬奋的毅力和勤奋。当时在香港的朋友们中间颇有几位是办过刊物的，当听说刊物要在一星期内从无到有，都感觉期限太促，然而韬奋那种说干就干、勇往直前的精神，把大家振奋起来了。韬奋是对的。那时候，即使是一天的时间也很宝贵，不能白白过去。那时候，如果迟疑拖延，则夜长梦多，刊物也许会因特务分子的破坏而终于不能出世。如果不把这些特殊情况加以充分的估计，而轻率地武断地以为韬奋就是“性急”，（有人是这样看他的，而他自己也这样自讼），是“顾前不顾后”，或者，因而给他一个“急躁冒进”的帽子。那是全无是处的。
恰恰相反，我倒觉得韬奋的嫉恶如仇、说干就干、充满信心、极端负责的精神，正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至于韬奋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他的如何从
一个旧民主主义者发展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我在这里不想多说。从韬奋身上，又一度证明了凡是有正义感、爱祖国、爱人类、爱真理的旧民主主义者，在斗争的考验中，是会走上信仰共产主义的道路的，中外皆然；这已是历史发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