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研究《孙子兵法》的外国人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一位研究《孙子兵法》的外国人
朱富贤曹慧清
古今中外，研究《孙子兵法》者，不乏其人。但是，直到１９９６年以前，却没有一个学者对《孙子兵法》“九地篇”（阐述九种作战地形的用兵原则）中的第七段“四五”两字作出恰当的论述和考证。这第七段是这样的：“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行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我国古代军事家曹操把“四五”解释为“九（地）”或者“四变、五利”的作战原则。而现代一些中外学者则认为，“四五”是一虚数，可能是当时惯用的说法，云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出乎意料的是，对于这一千古之谜，却是一个欧洲人得出了比较合理的、易为众人所接受的考证结论。这位学者就是现年５７岁的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克里斯托夫·加夫利科夫斯基教授。
一位外国人为什么会对中国的古代文化感兴趣，并成了研究《孙子兵法》的专家？去年圣诞节前，我们走访了加夫利科夫斯基教授。
他居住在华沙南部的乌尔塞诺夫。一跨进门槛，我们就被书包围了。在一间约１８平方米的客厅兼工作室里，有１２个顶天书架，上面放满了各种书籍。他的中文藏书极为丰富，其中有甲骨文、金文编、先秦诸子，汉书、旧唐书、太平御览。单是中国兵书集成就达４６册，还有康熙字典、上古汉语、通假字典、同源字典等。卧室里除了一张放电脑的写字台外，床前床后全是书，“这是一个袖珍图书馆。”我们赞叹地说。他用汉语回答道：“书不是摆设，是人类真正的财富和知识宝库。”
加夫利科夫斯基教授朴实无华，和蔼可亲。他不仅懂英语、俄语、意大利语，还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
他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父母的熏陶下，他从小酷爱读书，９岁时就萌发了对东亚文明的兴趣。１９６０年，他在华沙大学就读时，选修了汉语。１９６４—１９６６年，他在中国北京大学攻读历史和古汉语。在此期间，他已经注意到东西方两种不同思维和行为上的差异，并开始研究其发展和演变过程。为了写毕业论文，他在中国学生和波兰学生中作了关于心理学方面的抽样调查。结果发现，中国学生十分重视行为的因果性，而波兰同学则较差一些。由此，他对中国的行为学颇感兴趣，开始悉心研究《孙子兵法》。他感到，以前的欧洲人看待中国文明偏重于“文”，而忽视了“武”。这是不全面的。因为，远在宋朝，中国已经有了文武经。《古史辨》是他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了解的启蒙书。１９６６年回国后，他在波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继续从事中国和亚洲文化的研究。
３０年中，他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兵书中，仔细查考。有时为了确切地弄懂几个字、词的含义，找到其出处，往往要花上两三个星期的时间。关于《孙子兵法》中的“四五”二字，他终于在我国银雀山发掘的竹简“善者”一文中找到了答案：“善者四路必彻，五动必工”，“使敌四路必穷，五动必忧”。原来“四五”讲的是用兵原则，即四路（进、退、左、右）、五动（进、退、左、右和默然而处）。另外，他还通过对竹简的研究，对孙子“用间”篇中的“师比”几个字作出了更符合历史沿革的论述和考证。
他曾多次访问中国，参加了在中国举办的第二届和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他在会上发表的论文：“孙武——中国行为学、斗争哲学和科学的创始人。”和“孙武的思想和中国军事传统”，受到了国际上《孙子兵法》学术界普遍的重视和称道，认为他提出的观点有新意，经得起推敲。加夫利科夫斯基教授指出，孙武对斗争的分析方法十分抽象，可用于涉及利害冲突的各种社会行为，因而，他是“行为学的先驱”。他强调，西方行为学家虽然掌握了现代知识，但得出的结论却和孙武在两千多年以前的结论相似，这充分说明孙武的著作可称为行为学的基础。他所阐述的行为原则在当代还有生命力，这不仅体现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贸易上，都很实用。他的一些主要的观点和理论被编入１９９３年出版的《孙子兵法辞典》中。他在世界孙子学的研究中，已占有一席之地。
他说，要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思想方法有一总体的了解，就不仅需要懂得孔夫子的“正道”，也要懂得孙武的“诡道”。这句话，已被１９９１年版的“中国兵书名著”出版说明所引用。
加夫利科夫斯基教授在浩如烟海、艰涩难懂的中国古籍中，已经刻苦钻研了３０余年。他还准备翻译中国的《道德经》。他目前是波兰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的教授，波兰亚洲和太平洋研究协会会长兼亚太委员会主席。为了寻觅东方文明之精华，探索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他还在默默无闻地工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