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文艺界的困惑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澳洲文艺界的困惑
李学江
最近澳洲文坛出了两桩奇闻。先是一位获过奖的名叫伯勒普的男性土著艺术家（此前未露过面），突然现身——表明自己原是个地地道道的白种老女人，名叫杜拉克。上周四，另一位荣获了１９９５年土著妇女处女作文学奖的作者，也站出来说自己是个名叫卡门的白种男人，现年４７岁。前些年也出现过类似事件，这颇令澳大利亚文坛尴尬和困惑：为什么他们要冒充土著人，他们的心态怎么了？
有些文学家出于各种考虑，不愿暴露身份，化名或冒名出书，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不足为怪，有的甚至还传为佳话。但澳洲这两例却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因为无论是从动机还是效果来看，他们的行为都不无可非议之处。据说，杜拉克的更性改名是同其女儿有关。她的画原本入不了高级画廊，但女儿说，如果是土著人的画，那就不同了。而卡门的自辩词是：如果不冒充土著人，他的书就不会为出版商所接受了。由此看来，两人似乎是对文艺界和出版界的偏见进行捉弄和表示不平。不过人们首先看到的事实是，两人都急于跨入文艺界的大雅之堂。但选择的途径都不大正当，给人以欲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之嫌。
出版界和文艺界当然也有反省之处，一如卡门所指摘的那样。在他们的眼中，作者的身份往往比书本身的价值更重要。然而具体到这两件事，文艺出版界是可以原谅的。由于诸多原因，土著人和少数民族的文化相对落后，为促进其提高，政府和主流社会采取了倾斜政策，而他们两人却去钻空子，侵夺了本该奖励给土著艺术家的资金。这虽不算违法，却应受到良心和道义上的谴责。
卡门的那部《我的甜蜜的时光》一书，言明是一个土著女孩的自传，讲述她在白澳政策下，从小被强行从亲生父母身边拉走，送给白人夫妇抚养长大的经历。因此在读者看来，它不是小说，而是真人真事的实录。但现在读者得知，这是出于一个白人的虚构。这就违反了传记要真实的原则，愚弄了读者，亵渎了读者对土著人苦难遭遇所抱的同情。因此，这自然要引起读者的愤怒。
土著人对此又怎么看呢？金伯利土著法律与文化中心的代主席说，按土著的法律，任何人都不能侵夺他人的作品和身份。但杜拉克女士没有尊重我们的法律，这是一种文化殖民行为。土著作家基尼比则明确指出：“我们的遗产和文化被非法剥夺了。”很多土著人和白人都认为，两个人的冒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他们不客气地指出，白人过去夺取了他们的土地甚至他们的生命，现在又来窃取他们的身份和文化来了。当然，他们并不是反对白人表现土著的生活和艺术，他们所反对的只是白人将自己的作品冒充为土著人的创作，去招摇撞骗，从中渔利。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欺骗行为和文化掠夺。
还有评论指出，以冒充土著人为时髦，这是西方社会一种病态心理和精神空虚的表现。很多人对盎格鲁—撒克逊主流文化失去兴趣，产生厌倦，希图到土著和少数民族的文化中猎奇，无疑是产生这一冒名现象的温床。由此看来，虽然这两起假冒事件受到大张挞伐，但谁也不能担保今后不会再出现类似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