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和中国现代文学馆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

　　胡乔木和中国现代文学馆
舒乙
乔木同志是我党的著名理论家、宣传家，同时，又是一位大文人、大学者。他一生偏爱文学和艺术，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关心和帮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者是我国现代文学泰斗巴金先生。他最早于１９８１年２月１４日在香港发表文章提及此事，这便是那篇《创作回忆录》之十一。过了一个月，人民日报正式刊载了这篇文章，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乔木同志是这个倡议的最早的热情支持者之一。４月１３日乔木同志曾写信给贺敬之，专门谈到这件事：
“巴金提议成立新文艺资料馆，这个意见他也跟我说过，我觉得很好，表示愿意尽力支持。听说荒煤同志也很赞助。不知有没有着落？有没有希望？”
此后，中国作协于４月２０日召开主席团扩大会，讨论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并报中央批准。
头一件大事是为文学馆找一个落脚的地方，不要新房，找一处现成的旧房即可。乔木同志为这件事下了大力气，整整花了一年半的功夫，方得以解决。现在，发现了大量档案材料，是当时中央和北京市之间的来往书信文件，每一件都是最后归到乔木同志那里，由他定案。房子几经周折，开始选在西郊的潭柘寺，后来是颐和园的“藻鉴堂”，最后选定万寿寺的西院。确定万寿寺更是花费了一番功夫。当时北京市的领导贾庭三、赵鹏飞，尤其是负责文化工作的副市长白介夫都为此事出了大力。确定万寿寺为临时馆址之后，乔木同志曾写信给巴老。巴老于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４日回信，表示感谢，并希望今后经常得到乔木同志的帮助。然而，好事多磨，占用房子的单位迟迟不肯搬走。巴老在关键时刻又为此事烧了一把火，他于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６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还是投到香港大公报，题目叫《再说中国现代文学馆》。他不明白，这么一件好事，怎么办起来就这么难，他感到困惑和不安：
“文学馆的招牌早已由８８岁老人叶圣陶同志写好，就是找不到地方挂出来……我们目前需要一所房子……可是在偌大的北京城却找不到我们需要的房子。我们要求过，我们呼吁过……有一天我收到了北京的信，说是房子已经解决，作协的人看过了同意接受，我白白高兴了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后来才知道房子里的人不肯搬，我们也无法叫他们搬走，这就是说我们只好望梅止渴了，那么就等待吧。但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巴老还说：“我们的现代文学好像是一所预备学校，把无数战士转送到革命战场，难道对新中国的诞生就没有丝毫的功劳？”
巴金先生最后还说了这样的话：“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在摧残文化的十年梦魇中我们损失了多少有关现代文学的珍贵资料，那么把经历了浩劫后却给保留下来的东西搜集起来保存下去，也该是一件好事。去年在隆重纪念鲁迅先生诞生百年的时候，我曾经这么想过，先生不见得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吧。用现代文学馆来纪念先生也许更适当些。先生是我们现代文学运动的主帅，但他并不是‘光杆司令’。倘使先生今天还健在，他会为文学馆的房子呼吁，他会帮助我们把文学馆早日建立起来。”
这几段发自肺腑的话，再一次震动了全国。
在巴老文章发表之前，乔木同志已经在７月７日写信给杨尚昆同志，请他支持，解决占房单位搬出的难题。读到巴老文章后，乔木同志又第一个闻风而动。
１０月７日乔木同志主动把这篇文章转送给北京的白介夫看。乔木在巴老文章重要的地方还画了杠杠，以示强调。
介夫副市长接到文章后，紧锣密鼓地赶在他出国访问之前，把事情协调好。他于１０月１０日写信给乔木同志，报告说：已通知市文物局，决定下星期和占房单位办理交接手续，随即和文学馆商定使用协议。
三下一齐使劲，房子终于彻底解决了。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召开成立大会，乔木同志亲临万寿寺西院，并为筹建处挂了牌子。
经过三年的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于１９８５年３月２６日正式开馆。巴老由上海来到北京，亲自主持开馆典礼。巴金非常兴奋，难能可贵地当众讲了话。这一天乔木同志又一次来到万寿寺，他在成立大会上代表党中央讲了话。他向巴金先生表示感谢，并祝愿中国现代文学馆越办越好。
在开馆典礼上，乔木同志遇到了胡风先生，他们由于众所周知的缘因多年不见，彼此已经不认识了。当乔木同志得知眼前这位行动迟缓的老人便是胡风时，他主动快步走上前去，向他热情地问好，拉着他的手真诚地表示敬意和慰问，使在场目睹这一幕的人都大为感动。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乔木同志到上海看望巴老。巴老请乔木同志回京后替他到文学馆看看，如果有什么困难就替他们解决一下。乔木同志回京后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文学馆，说他是“奉巴老之命前来帮忙的”。乔木同志仔细地巡视了全馆每一处库房和展室，并和馆负责人座谈。最后乔木同志作了归纳，他以为文学馆有两大问题，一是管理体制问题，二是馆址问题。对馆址问题，他的态度很坚决：在永久馆址没解决之前，暂在万寿寺西院不动，借万寿寺西院实属不易，近期内不要再谈搬迁的事。他答应立刻写信给北京市领导人，要求市里直接干涉一下，不要再逼文学馆立刻搬家。乔木同志说办就办，在文学馆里提笔就写了一封恳切的信给北京市。
关于文学馆体制管理问题，乔木同志有一个新思路。他主张文学馆由两家共管，一家是国家档案局，管文学馆的财政事业费来源，另一家是中国作家协会，管文学馆的业务归口。这样，文学馆既能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又能和作家们保持最密切的关系，比目前单独由作协一家领导有利得多。
又是说干就干，为这件事，乔木同志第二天便给国家档案局韩毓虎局长写了信，还给作协领导人王蒙同志打了电话。他们都表示同意。
当日，乔木同志秘书打电话给文学馆杨犁馆长，将乔木同志几个信件的复印件以及电话内容通知了文学馆。杨馆长立刻向巴老和作协领导作了报告，并于１０月１０日回信给乔木同志，对他的热情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乔木同志这个好思路后来在实际运作中，因为党政系统要分开的缘故并没有得到落实，非常可惜。
值得告慰乔木同志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直非常关心现代文学馆的发展。１９９３年４月江总书记应巴老的请求，同意为文学馆在北京建新馆。同年５月国家计委为这个工程立了项。目前土地和投资均已落实。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江总书记为新馆题写了馆名。１１月２５日新馆奠基式隆重举行。一个崭新的现代文学馆即将耸立在北京城区的东北方向。乔木同志的苦心没有白费。他钟爱的事业正在前进，大步大步地。
这应该就是乔木同志写给巴老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