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埂通向书斋——记中国社科院青年学者的村庄调查 [复制链接]

第10版(文化)
专栏：学者剪影

　　从田埂通向书斋
——记中国社科院青年学者的村庄调查
本报记者祝华新
６０多年前，“一对能说能做的小夫妻”从北平的燕京大学出发，千里南下广西瑶山深处作村寨调查。终于有一天薄暮时分，丈夫误落虎阱，妻子摸黑寻人救夫途中坠崖身亡。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丈夫获救后沉痛地写道：“我们只希望同情于我们的朋友能不住的在这道路上走，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他就是日后的马林诺斯基奖和赫胥黎奖得主费孝通。
６０多年后，更多的年轻学者思慕前辈学人的风范，从大都市的书斋奔向绿草萋萋的乡间田埂。
融入乡土社会
社会研究强调一种对等关系，不比名流低，也不比一个农民高
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几位年轻人在陈吉元所长主持下，从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选出５个有代表性的村庄，与村民朝夕相处促膝谈心，研究当地乡镇企业和乡村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当代乡土社会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的变迁。
村庄调查成败的关键是取得村民信任。在湖北汉川县段夹村，胡必亮和张元红副研究员在家庭工厂中一边帮助锤直铁丝，一边与村民聊天。在广东东莞市雁田村，张军副研究员与４位村里人一道喝光了６瓶白酒，仿佛又找到了当年在延安插队时痛饮土制酒的感觉，与村民从脾胃沟通了心灵。村里的年轻人日后来京旅游时，还要找这个爽朗的北京汉子帮忙联系住宿。每当农民说起土里刨食的艰辛时，姚梅副研究员就会讲起自己在内蒙古农场两年零三个月的兵团生活，彼此谈得十分投缘。在陕西商州市王墹村，没有公共厕所，只能在寒风中蹲茅坑，对经济学硕士李静和博士朱秋霞两位女士来说便倍加尴尬，她们不得不常常借助于夜色的掩护。王晓毅副研究员自豪地说：“这是我们所的传统了：走进村庄，我就是乡土社会中的一员。搞社会研究，我们强调一种对等关系，不比任何名流低，也不比一个农民高。”
触摸文化变迁的潜流
城镇的变化常常来得快去得也快；而村庄的变化虽是无声的涌动，却是不可逆转的文明演进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都发生在大都市和大集镇，这些变化也辐射到小小的村庄。城镇的变化有似惊涛骇浪，但常常来得快去得也快；而村庄的变化好比深藏海底的潜流，虽然是无声的涌动，却是深刻的、不可逆转的文明演进。具体设计和组织实施这项课题的胡必亮今年才３５岁，言语中显得沉着而自信：“虽然只是５个小小的村庄，从中却发掘出了一个学术宝库啊。”
在整整半个世纪以前，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这样描述中国自古以来农村的情形：“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商品交换和大众传播媒介打破了村庄的封闭和宁静，更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在广袤的土地上开始了候鸟般的迁徙，形成蔚为壮观的民工潮。“熟悉的社会”在外来文明因子的催化下变得有些混沌和躁动。即使是藏在崇山峻岭中的王墹村，在村里说媳妇的也不断减少，到外村相亲的人越来越多；“同姓不婚”早已成了过时的皇历，妻龄大于夫龄的婚姻也屡见不鲜。另据段夹村的问卷调查，在村民平时打交道最多的人群中，生意伙伴已经与亲戚和本族人平分秋色，表明村民交往的基础正在由亲缘关系向业缘关系过渡。在浙江苍南县项东村，有２００多人从附近山区举家迁入，同时还有３０多户自理口粮到村外定居经商。在广东雁田村，有户口的常住人口不到３０００人，而外来务工人员竟高达６万人，两者之比超过１∶２０！大多数厂长在选配企业管理人员时，首先考虑的并非都是自己的亲戚，而是真正有能力的人，不管他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冲破地缘和血缘的束缚，任人唯贤成为明智的选择。
社会进步往往不是单向进击、长驱直入的。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新桃与旧符交错在一起。在广东雁田村，一些穿着很体面的当地人连提笔填写一张问卷都甚感困难。经济成绩骄人的岭南，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连一些村民自己也担心“富不过三代”。项东村属于著名的温州地区，温州人外出不愿意给别人打工，而是当一个小老板自主经营、自担风险；温州城乡的自建房都是“顶天立地”式的，无论几层，皆独门独院，没有邻里往来，公寓式套房不受欢迎。这种过于强烈的个人本位意识使得温州人虽然能开商品经济风气之先，却难以形成集团效应，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在全国称雄的大企业和超级村庄。
观察“关系规则”如何“淡出”
在重视“面子”的乡土社会逐步确立契约和法律的权威，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课题
在段夹村，胡必亮了解到村办的钢模板厂十多年前派人采购原材料的一段曲折经历。当时，为了打听某大公司负责钢板销售的处长家住何处，村里的代表中午看见处长从办公楼里出来骑上自行车，就在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开始是快步走，接着是小跑，后来大步跑也跟不上了，只好作罢。傍晚下班前，他就在中午被落下的地方等候，在车水马龙中好不容易找到处长的身影。于是，处长在自行车道上骑，他就在人行道上追，没坚持多久又跟不上了，只好记住这个地方，第二天再来。如此一日追踪两次，到第七天傍晚，他终于找到了处长家里。敲开门，处长爱人问他有什么事、是哪个单位的。他说是从汉川来的。“汉川——”处长爱人下意识地重复了一句。他马上意识到她一定与汉川有什么瓜葛，便追问她是哪里人。她说老家是汉川。他恳切地说，我们是老乡，家乡办厂有点困难，请你帮忙。她答应对丈夫说说，这个事就办成了。
无独有偶，在另外几个村的调查中，他们也听到了不少村民广结四方缘来获取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故事。胡必亮感慨地说：农民非常执著又非常聪明，善于利用传统的文化心理来抓住任何一点商业机会。在西方经济学中，一般认为资源配置有两只手在起作用：一只是“看得见的手”，即行政调控规则；一只是“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规则。胡必亮发现，在市场规则空缺或运作效率低的情况下，还有“第三只手”在起作用，他称之为“关系规则”。这种“关系规则”有时能救乡镇企业之急，但从长远来看则不利于市场体系的健康发育，对行政调控规则更有严重的腐蚀作用。如果任其泛滥，有可能导致市场规则和行政规则的双双落空，而出现资源配置的无序化状态。随着城乡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规则无疑将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行政调控规则的严肃性也将得到强化。
“关系规则”还有另一种表现，即农民办厂，首先找自己的兄弟姐妹合作，然后是至亲好友。这种意向是可以理解的。在商业伦理和法律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与陌生人合作，一旦发生违约行为，追究起来成本很高，甚至追不出任何结果；而依托私人交情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但是，个人感情和口头承诺若不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终归是脆弱的。在山西原平市屯瓦村，李静了解到，村里有个企业主曾经与３个好朋友合伙办起锅炉加工厂，但不到两年就因为彼此产生矛盾而散伙，朋友之情也破裂了；后来，他又与兄弟们一起办机械厂，同样不到两年再次散伙。他从坎坷中意识到，企业建立在合同和制度的基础上才会牢靠；否则，合伙人之间明里不说，暗地里每个人都患得患失。现在，他还是与一个弟弟合办锅炉厂，但两人的股份、工资、职责都划分得清清楚楚。
在历来重视人情和“面子”的乡土社会，“关系规则”如何“淡出”，现代社会契约和法律的权威如何逐步确立，实在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课题，胡必亮等人将跟踪研究。
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趋势
告别８０年代某些简单套用西方理论的倾向，国情研究成了学术界新的亮点
现代化绝不意味着民族性的消融，每个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路径和特色。早在本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在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的同时，就注意寻找中国独特的学术视角，村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费孝通踏访过江苏吴江著名的“江村”和云南的“禄村”，此外还有李景汉的定县调查，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乡村研究。共产党人张闻天也曾在解放前夕作过陕西杨家沟调查，当时的初衷是研究制定土改政策，但调查中所涉及的家族制度等问题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近年来还有中日两国的一些学者到那里作追踪调查。
当西方人相信工业化就是新兴的大都市一步步吃掉弱小的乡村的时候，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则通过村庄的研究提出，中国的乡村一直有着比较发达的工业，只不过技术手段落后，因此现代工业不一定都要集中在城市，可以适当分散到农村去，使传统的乡土工业从手工变为机器。实际上他们已经天才地猜测到中国将有可能走出一条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并形成了国际人类学界、社会学界的中国学派。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激动人心的文明实验之一，开辟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天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学术资源。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呈现出日益强劲的本土化趋势。莘莘学子告别８０年代某些简单套用西方理论的倾向，对土生土长的中国国情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有了规模宏大的“百县调查”，有了卷帙浩繁的三部民间文化集成。关于城市文化，一些中青年学者拈出一个“单位现象”，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背景下追踪城市人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在农村，老一辈看好的村庄研究重新燃起了年轻一代的热情，并受到海外学术同行的关注。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这项课题就得到了德国两所大学的合作，资助方德国大众基金会把它视为“当代经济与文化变迁模式”大型课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中，我们看到了２１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大显身手的希望。（附图片）
乍看上去，分不出谁是学者，谁是村民。后排左三为李静、右二为朱秋霞，前排中为胡必亮、右一为参加调查的商州市委研究室主任张永平，其余为村干部和村民。崔学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