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章八大家——《唐宋八大家文集》编后语 [复制链接]

第11版(书评)
专栏：

　　千古文章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文集》编后语
郭预衡
世人谈论古文，多称唐宋八家。唐宋之文，不仅八家，但八家之文，确有特点。古人所谓“千古文章八大家”，虽有夸大，亦非虚言。
首先，以韩愈而论，其文章特点，就很突出。他写文章，不但“惟陈言之务去”，而且“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旧唐书·韩愈传》）。其《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论佛骨表》都可为例。当“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情况下，勇于进言，不怕得罪，这样的文章是很有胆气的。
柳宗元为世传诵之文，主要是几篇寓言和游记。但他的文章成就，不仅在此。在这之外，议论之文如《贞符》、《封建论》和《非国语》，抒愤之文如《牛赋》、《惩咎赋》、《乞巧文》、《骂尸虫文》以及《天对》、《愚溪对》等，都有特征。一是思想新颖，能破传统；一是牢骚太盛，出言多讽。对于这样的文章，前人或以为“难晓”。（见《朱子语类》卷１３９）难晓也就难学。故历来学韩者多，学柳者少。大概柳文个性太强，苟非其人，很难学到。
八家之文，宋人居六。宋之六家，成就最著者是欧、苏（苏轼）。
曾巩曾称欧阳修“蓄道德而能文章”（《寄欧阳内翰书》），欧文为世传诵者有《醉翁亭记》，此文写于贬官滁州之时。身在贬所，不作“戚戚之文”，而讲山林泉石之乐，体现了欧阳修“达于进退穷通之理”的胸襟气度。这是他为人为文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更能体现其行文艺术的，还有《读李翱文》、《与高司谏书》和《朋党论》等。尤其是《与高司谏书》，“气尽语极”，而写得“容与闲易”，其为人为文修养之深，可以概见于此。
在欧阳修之后，文章写得自然而更自由随便的，是苏轼。这和他的性格颇有关系。他曾说过：“余性不谨语言，与人无亲疏，辄输写府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倅厅题名记》）为人有这样不节语言，不吐不已的性格，为文也就有直抒胸臆、一吐为快的特色。他自述为文，曾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自评文》）
苏轼为文的这一特点，体现于他的各体杂文者，《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最为适例。题目为一篇画记，实际是悼念友人的文字；悼念之文而备载平生嬉笑之言，谋篇命意，都不同于寻常的文章模式。苏轼为文这一特点也体现于议论文章。苏轼的议论文章，见于《策略》、《策别》、《策断》以及杂著杂文者，指陈时弊，无所顾忌，都是写得自由随便的。
苏轼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世称“一门父子三名士”。苏洵之文，“纵横驰骤”，苏辙之文，“汪洋淡泊”，二人之文，亦各有特点。袁枚说“三苏之文，如出一手”（《书茅氏八家文选》），其实不然。当然，苏洵长于政论和史论，对于轼、辙二人都有影响，苏辙撰《历代论引》，说：“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这一特点，则是三苏所同的。
八家之中，还有曾巩和王安石。曾巩之文，纡余委备，颇与欧文近似。因此之故，前人或并称“欧曾”。但曾文深醇温厚，而欧文不免“悻悻”（鲁迅语），虽曰近似，实有不同。
王安石的主要成就，在于从政，但文章亦有特征。曾巩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的信里曾说：“巩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称文，……”安石为世传诵的名篇如《答司马谏议书》、《读孟尝君传》等，都是写得简古的文章。《艺概·文概》又称“介甫文之得于昌黎，在陈言务去”，这样的文章亦可为例。
总起来看，八家之文都有自己的特点。正是由于具有这些特点，便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后代的古文家，无论是明之唐宋派，或清之桐城派，都以八家之文为典范，并非偶然。（《唐宋八大家文集》十册，已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