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乡贤先贤立传 [复制链接]

第11版(书评)
专栏：

　　为乡贤先贤立传
吴福辉
茅盾的传记著作这些年已有多种面世。在排定２０世纪文学大师座位的争议之声尚未尘埃落定时，由茅盾故里浙江桐乡出身的钟桂松提供出一个新的传记文本《茅盾传》，人们不会因为已有别的而觉其多。
我觉得钟桂松知人论世，他面对茅盾，有一种桐乡人的平常心。这种心态和角度使他谈及乌镇，如叙家常；说到茅盾的童年、中小学时代、婚姻、家人，及茅盾作品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这都与作者的浓郁乡情有关，与对传主茅盾的“原始”故事的熟稔程度有关。作者在这方面得天时地利之便，且研究有素，仅我见过的他在这方面的专著便有茅盾的少年作文、茅盾与故乡、茅盾和他的同时代人等。
这必然加深对茅盾其人的理解，纵横交错地描画出深层次的文化环境。比如作者指明，正当“五四”浪潮席卷全中国、并波及浙江的时候，少年茅盾看到杭嘉湖一带出身的章宗祥、陆宗舆如何受到家乡的唾弃，会怎样震动：海宁召开全县人民公决大会，开除陆宗舆的县籍；湖州也举行大会声讨章宗祥的卖国行径。浙人的嫉恶如仇，以及时代的潮流气息，对茅盾的成长显然是重要的。假如从地域文化的细微差别来分析，浙地以钱塘江划界，历史上就分为浙东浙西，浙东人的坚韧严刻犀利，骨头较硬，浙西人相对来说要文静绵密一点。我们看作者叙述３０年代两个口号之争，茅盾基本站在鲁迅一边，但二人又有许多的不同，就可以想见文化性格习惯的差异可寻到怎样的源头。当然这不能绝对化，一个人后来的社会经历及其他各种影响都是综合地存在的。
作者着力叙述茅盾的一生，包括经受的多种磨难：大革命的失败和隐匿脱党，逃亡日本度岛国的漫漫秋冬，误入新疆被迫韬晦养光，于香港陷落不得不有组织地撤退，在桂林居陋室听“两部鼓吹”，建国后做１５年文化部长却保护不了自己的《腐蚀》电影被禁演，而参加的大连农村题材小说会议竟定为“黑会”……如此等等，是英雄的，又是悲壮的。特别是他的家人的命运多不幸，革命家胞弟在苏区劳累而死，慈母于抗战时孤身病死，很具文学素养的爱女会因手术事故猝死，记者女婿仅见一面却在胜利前夕遭冷枪死，还有久经考验、身任副部长的弟媳和在苏联国际儿童院长大的侄女前后在“文革”中自杀身死。但是，茅盾挺过了这一切。除了他的长长的、同中国近现代百年史一样丰富的经历，他的信仰和主义，他的像他的身体似柔实韧的性格外，作者点出他从小就接受的儒家思想人格教育，潜在发生的影响。传记把茅盾身上这种文化性格，同他家乡的斯文一脉联系了起来，加入了自己的独特解释。
本书的作者给自己设定的不是“学术传记”的目标，“学术传记”与一般的传记不同，是绝对要用平视的眼光来打量历史人物的。所幸作者明智，他在写作之中能不时地将眼光降低下来，在许多的章节里采取平等的姿态，来同自己敬重的乡贤、先贤对话。比如写到茅盾改革老牌刊物《小说月报》的时候，用材料说明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本来是请在京读书的郑振铎主编，文学研究会也是郑等一批人在京筹办的，茅盾的大力参与只是后来时势所造成。这就比较客观。再如处理传主的隐私，既不故意离开本题，大加招摇、渲染，也不回避，不噤若寒蝉，不为尊者讳。于是，在境内出版的茅盾传记中，它第一次写进了在日本逃亡期间与茅盾在一起的秦德君，肯定了她在创作《虹》时的作用等。
因而，这种对传主及其作品的认识是亲切的，是面对亲人，如拂春风。传中详说《子夜》和卢学溥公馆所见所闻的关系，便是一例。还细心地穿插一些珍贵的家信、日记，来揭示茅盾在许多严重场合里内心感受的真切情景，像张琴秋延安来信谈沈霞之死的令人回肠断气的段落，茅盾致女婿的战友的信等，都是难得的私人文件，是以往的茅盾传中少有的。
记得鲁迅一生也和他的故乡有割不断的关系。他曾以十几年的时间来辑录校勘绍兴方志中关于乡贤的事迹和钩沉类书中乡贤们的著作，编成《会稽郡故书杂记》一书。他常翻阅明末绍籍遗民的著述，尤其推崇黄宗羲、王思任、张岱、朱舜水诸人，重视故乡的优秀文化和自己内在的精神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钟桂松的这本茅盾传记，正是发掘了他的一位逝去不远的乡贤先贤的精神遗产，说明文化探源的工作人人都可从身边做起。（《茅盾传》，钟桂松著，已由东方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