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往圣继绝学——访学者季羡林 [复制链接]

第7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为往圣继绝学
——访学者季羡林
徐怀谦文罗雪村图
季羡林，１９１１年８月生，１９３４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１９４１年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１９４６年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及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他是中国现代为数不多的梵文专家，还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通晓吐火罗文的学者之一；他在８０年代翻译了印度诗剧《沙恭达罗》和２８０万字的史诗《罗摩衍那》；他写作的散文集有《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万泉集》、《怀旧集》、《赋得永久的悔》等。他自称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也有浓厚兴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杂家”。
记者：季先生，作为一位东方文化学者，您在世纪之交曾多次提出：２１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请问您提出这一创见的科学理论依据是什么？
季羡林：这实际上也不能说是我的创见，好多西方人早就讲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就感到自己的文化有问题。要不然，怎么会自己打自己呢？斯宾格勒《西方的沉落》就讲，欧洲文明在下降，东方要兴起。可是２０年代末，来了一次反动。法西斯思潮抬头，把西方文化，特别是所谓“北方”文化捧上了天，把其他文化贬得一文不值。不久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一次给西方敲了警钟。西方有识人士再次反思，汤因比可以作为代表。他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一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我个人来看，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文化形成了东方和西方两大文化体系。而且我的看法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界上万事万物，没有哪一个是永恒不变的，辩证法就讲这个问题。汉唐时代，东方文化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欧洲产业革命以后，才出现了“欧洲文化中心论”。现在，又应该是“三十年河东”的时候了。
我倒不是强调东风压倒西风，谁也不压倒谁，而关键是以哪个为主。
欧洲产业革命以后，工业化带来的弊病我们都看到了。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破坏、大气污染等等，多极了，这些灾害如果不能克制，人类前途就非常危险。工业化必然带来污染，这在我们中国也一样。但我们又不能因怕带来污染就不搞工业化，这是个矛盾。如何既搞工业化又避免污染？这就要靠东方思想。
记者：我们有东方思想，可是为什么同样有污染？
季羡林：这恰恰说明我们没有继承传统思想。东方思想最高、最完整的体现就是“天人合一”，人跟大自然是朋友，不是敌人。中国、日本、印度都有这种思想。而西方思想是征服自然（ｃｏｎｑｕｅｒ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
宋代的张载是宣扬天人合一思想的最深刻最鲜明的代表，他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即天下的人民都是我的同胞，动物植物都是我的伙伴。这个主导思想，许多中国哲学家都讲过，可惜我们今天没有做到。
我们必须纠正西方文化的偏颇。对西方文化不是一笔抹杀，那办不到，而是要在继承西方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加上我们“天人合一”的思想，人类才能够继续往前进。反对我的人说：２１世纪是东西融合的世纪。我不反对融合，但要看是以哪个为主。我理解的不是对等的融合，而是两个文化发展阶段前后衔接的融合，而是必以一方为主的融合。要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以“天人合一”取代“征服自然”。
记者：东方文化的光明前途令我们欣慰；但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人文科学研究又存在后继乏人的现象，令人堪忧。记得任继愈先生说过：人文科学是表现民族灵魂、民族性格的东西。他还说，文化没有暴发户，要慢慢积累，要继承，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像您搞的这种偏冷的学问，后继乏人的情况是不是更严重呢？
季羡林：我倒是后继有人。我的弟子起码有三代了，最年轻的２６岁，博士快毕业了。但从北大、从整个社会科学界来看，是有这个问题。它跟我们目前的分配制度、分配情况有很大关系。即使这样，还是有些“傻子”在念书。我跟学生讲：如果想念书的话，就不要贪图享受。范文澜先生有两句话：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青年人下海、出国我不反对，但还是要有几个人甘坐冷板凳。
记者：您在文章中表示过，生活了８０年以后，到头来自己都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但是您又说，假如让您再上一次大学，您还要选择做学问这条路，为什么呢？
季羡林：没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我只不过觉得，我走过的这一条道路，对己，对人，都还有点好处而已。我搞的这一套东西，对普通人来说，简直像天书，似乎无补于国计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先进国家，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经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一套冷僻的东西与先进的科学技术之间，真似乎有某种联系。其中信息耐人寻味。
记者：您能谈一下自己的散文创作吗？记得您说过，自己的文章不是挤出来的，是流出来的。
季羡林：写文章必须说真话，不说假话。有了真情实感，才能有感人的文章。文采和风格都只能在这个前提下来谈。有些年轻人，旧书不念，西方文学也不看，闭门造车，专写一些句子不通的文章。比如《散文》杂志登的一篇文章，开头两句是：“祖国在遥远，我的心在遥远。”写的文章让人看不懂，搞文学创作还有什么意义呢？
记者：您那部８０万字的《糖史》写完了吗？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
季羡林：《糖史》写完了。目前正在写《学术回忆录》，是社科院敏泽搞的一套丛书中的一种，总结自己６０多年的学术生涯，经验在什么地方，失败在哪里，对年轻人能有点启发吧。
采访结束时，我们请季先生写几句话。季先生挥毫写下了宋张载的一段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