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政绩与讲政德 [复制链接]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出政绩与讲政德
张黎洲
“两会”期间，有些代表、委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全社会的思想道德素质，首先要抓干部的政德建设，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为政之德”。这个意见是十分中肯的。可以说，包括理论武装和道德修养在内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干部的立身之本和为“官”之道，非切实重视不可。
邓小平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把思想道德建设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强调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公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其中，“有道德”的内涵，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把它概括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三个方面。这“三德”，统一于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目标，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在我们社会中，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有基本的、共同的要求，职业道德虽然也有大体一致的规范准则，却又因不同职业的特点而有所差异。医生要讲医德，教师要讲师德，演员要讲艺德，作家要讲文德，党政机关干部都是从政的，自然就应当讲政德。“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这二十个字，是六中全会《决议》对职业道德建设提出的要求，对干部完全适用。由于干部的特殊地位和职业特点，政德建设应当有更高境界和特殊要求。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总是处于掌权和用权的地位，具有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职能，承担领导群众和服务群众的责任。因此，一定要把坚定不移地对党负责和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作为政德建设的核心。干部能不能自觉树立这样的政德，关系到党中央、国务院的政令是否畅通和政策是否得到贯彻，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得失、利害、安危，也关系到干部自己能否成为党和人民高度信赖的社会公仆。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些领导干部，比较重政绩，不大讲政德。在他们看来，为官一任，政绩显赫，提拔有希望，群众看得见，留个好名声，是最实在的；而政德呢，比较空，比较虚，考评不好量化，群众不太计较，政绩突出了，自然就会说你“政德不错”，只要这方面不出大的问题就行了。
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党的干部政策，历来是既考绩又考德。实际上，政德和政绩是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关系。以良好的政德履行职责，从事为党争光、为民造福的实践活动，其最后取得的成果，必定是有口皆碑的政绩。许许多多的干部，以公仆的姿态，以服务的精神，勤勤恳恳，扎扎实实，想长远，干眼前，打基础，求质量，奠后劲，一心一意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群众从他们的政绩中得到实惠，也从他们的政德中受到教育。另一些干部则不是如此，由于他们缺乏正确的出发点和判断力，往往掺杂为自己“树碑”、图个人升迁的不健康心理，一味追求一鸣惊人的政绩。他们盲目攀比，不求实效，不瞻前顾后，在任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办会”、“办节”、“办形象工程”，搞短期行为。这样来搞“政绩”，只能说是实事虚办，劳民伤财，结果对当地长远发展带不来真正好处，有时还给继任人留下不少“揩屁股”的事。正是一个人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这样的干部，其虚假、表面、短视的“政绩”是不会受到颂扬的，其不良政德，恐怕常常会受到人们的针砭，不会留下好名声。事实说明，领导干部既要重政绩，更要讲政德，没有良好的政德不可能有突出的巩固的政绩，存在精神残缺和道德差距的干部决不可称之为高素质的优秀干部。
干部重政德，讲政德，不仅对做出实实在在的政绩是至关紧要的，而且还影响到各行各业和整个社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由于他们的岗位和责任的特殊性，被视为社会的示范群体，其政德状况如何，影响面比起其他职业道德要广得多和大得多，其导向作用、表率作用、辐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进行思想道德建设，实行的是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的原则，作为社会示范群体的干部，在思想道德上理应体现先进性要求，理应树立示范性形象，理应形成权威性影响。要做到这一点，有赖于各个单位首先是党政机关，切实把政德建设作为一件大事抓起来，加强教育，制定规范，严加监督，使干部以奋发的思想风貌和良好的道德素质，带领广大群众把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