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与反哺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下乡”与反哺
老槐
乌鸦反哺的故事经一代代的口授心传，已为许多人知晓。《本草纲目·禽部》载：“慈乌：此鸟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从某种程度上，萦绕在人们心头的“反哺情结”至今仍是维系社会及家庭走向和谐、温馨和安宁的重要力量。
眼下在全国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亦可作如是观。
鲁迅先生讲过，最早的文艺可能就是“杭育杭育派”。侯宝林先生的经历即可佐证此说。侯先生讲述自己小时候，对面一户人家盖房，打地基砸夯时就要唱夯歌。“我第一次接触艺术就是听夯歌”，他说自己能站在门坎里面傻傻地听上几个钟头。类似的例子能举出很多。艺术来源于民间，早已成为不争的理论。没有民间文化的滋养、哺育，是不可能长成社会主义文化这棵大树的。
然而，曾几何时，“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竟成为一些先锋艺术家讥诮的对象。有的作家为了赚钱，为了媚俗，写性、写私人生活、写小我；有的歌星忙于走穴，在哗哗哗点数偷漏税款的欣喜中，却不知道“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停泊”；有些文艺作品则把镜头对准了豪华宾馆、大款、名车、美女，常让观众越看越感觉恍如隔世。中国毕竟还是一个不发达国家，还有数千万人生活在温饱线以下，作为精神消费主体的工农大众，不买这些精神产品的帐，就毫不足怪了。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是人们对某些忘本的农村大学生的嘲讽，用于形容一些作家、艺术家对农村大众的隔膜，也不过分。本来是从泥土中产生的艺术，一朝登堂入室，立即表现出对乡土的不屑；本应不断从生活中、从人民大众中汲取营养的一些所谓高雅艺术，也因为它的“沙龙化”越来越“高处不胜寒”。
早在１９０５年，列宁同志就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
如果仅仅把这类号召看作行政命令而不是出于强烈的“反哺情结”而自觉实行“文化下乡”，那么这一活动终将流于形式。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似应作这样的理解：文化下乡不是趁风头去乡下走一遭，在媒体上风光一阵，增加回城后多捞一把的资本；文化下乡不是由上对下的恩赐，而是一个哺育与反哺的过程，是一个在普及中既提高群众又提高自己的双受益活动；文化下乡不是季节性的慰问演出，不是在城里呆腻了去乡下换换口味的新奇旅行，不是身在乡下心在都市的“假下乡”，而应是全身心地投入，与群众交心，把美留给他们，把营养吸到身上，以求创造出更美的作品反哺于民；文化下乡不是短期行为，而应长期化、制度化，甚至可与演员评职称、拿奖金挂钩，使这一活动永不失其前进与深化的动力。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正值春光明媚、和风拂面的大好季节，文化下乡这场及时雨可滋润了农民干渴的心灵？文艺家的反哺可适合农民的胃口？文艺家们是否又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得了新的营养？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