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折》：走向中国战争史诗的新里程 [复制链接]

第7版(舞台与屏幕)
专栏：

　　《大转折》：走向中国战争史诗的新里程
西南
史诗性的战争巨片，一般应有三个要素，即影片反映的内容必须是对民族的解放，社会的进步或人类的和平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成为超越时空的不朽的文化篇章；必须塑造出包括敌我双方在内的从领袖、将帅到各级指挥员及普通士兵的众多人物形象，特别要塑造出代表着正义与和平，改变了民族命运的领袖形象和英雄群体，成为体现着崇高悲壮美的精神载体；必须全景式地、多层面地、真实地展现战争战役的进程，场面宏大，气势磅礴，底蕴深邃，集历史风云、社会矛盾和战火硝烟为一体，是博物馆、是百科全书。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大转折》不失为一部称得上是史诗的战争巨片，不但可以与同等样式、同等规模、同等气魄的《大决战》相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做出了新的探索，富有新的启示。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人类冲突最尖锐、最直接的表现，也最集中、最充分地体现着人类民族力量和民族精神，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最逼真的史诗情境。据史料记载，刘邓大军为实现逐鹿中原的战略大转移，有万余官兵的忠骨埋在了巍巍大别山；在决战淮海的战略进攻中，有１３万余将士驰骋沙场人未还。这些枯燥的却是惊心动魄的数字，也许能够证明正是军人的生命之躯铺就了通向胜利的坦途，正是在战争的废墟上英雄之花喋血怒放，把战争喻为史诗的摇篮并不过分。但在过去，同类题材影片，经过银幕的过滤，展示给人们的只是解放战争的排山倒海，摧枯拉朽，横扫千军如卷席。流血牺牲成了战场的点缀，即使写到死亡也是个别的、偶然现象，使许多没有经历过战争、不懂得战争的朋友们却从那些编造出来的不是战争的战争中产生了错觉。《大转折》则不同，逼近战壕，透着血腥，正视死亡，毫不回避战争的残酷性，让银幕上的战争重新回到现实的战争中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影片从开始就把百万重兵重点进攻延安、山东的险恶严峻的典型环境展示在我们面前，刘邓大军腹背受敌，生死存亡，十万火急。这既是影片的一个巨大的悬念，以高强度的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又表现了当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为刘邓大军以劣制优、以弱胜强、以小降大埋下了伏笔。当看到久攻羊山集不下、黄泛区破釜沉舟、淮河上背水一战，“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的沉重和悲怆，让人身上燃烧着英雄的热血。当看到刘邓大军在困境中众志成城，在逆境中临危不惧，在绝境中狭路逢生，包括在战地医院里那些血肉模糊的伤员和担架上阵亡的将士，虽在凄凉的雨雪下透出一丝哀伤，但在雪白血红的映照中化为了“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的一腔豪情。正是在这种残酷的厮杀、庄严的毁灭、痛苦的死亡的战争中，军人的智慧、才能、力量和生命意志得到了最为充分、最为辉煌的表现。在刘邓大军久别重逢、金色山谷欢声雷动之中，我们却从银幕上咀嚼出了战争的滋味儿。血沃中原的波澜壮阔与战地黄花的诗情画意形成了强烈的色调反差，但二者又是如此地和谐完美统一。这不能不说是影片对战争自身给予了更为充分和纯粹的审美观照，从而构成了一幅既是生活真实、更是艺术真实的宏伟壮丽的战争画卷。
构建战争巨片，英雄主义是最为关键的根本支柱。在已有的战争题材电影中，曾出现过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有的是从教科书出发，机械地、概念地表现战争，纷飞的战火图解了军旅的情怀，弥漫的硝烟淹没了人物的形象，有的是对人性、人道、人情持片面的、简单的否定态度，在英雄的创造中作了过多的“净化”与“神化”的处理；有的是把当代人物的地位作为审视历史人物的价值尺度，不能够辩证地、历史地去塑造人物在战争舞台上的本来角色，致使一些电影失真、失信。《大转折》的创作者们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以一种更加自觉的美学追求，塑造出了一批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特别是对刘伯承、邓小平这两个人物的刻画具有一定的突破。诚如导演韦廉所说，那种不该刘下的命令硬塞给刘下，或同样不该邓下的命令硬塞给邓下，实际上破坏了刘邓之间那种珠联璧合的默契和协调。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之光，赋予了银幕上的刘邓首长一种崭新的、更为深刻、丰满的艺术形象。刘伯承的戏显然加重了，使他站到了自己的指挥位置上，再现了当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夺目光彩。邓小平的戏不仅没有减弱，而且从对人物表面的描绘深入到内心世界的展示，多侧面地刻画出他文韬武略军政兼备的革命家的博大胸怀。但又不是简单地平分秋色，而是两个人物肝胆相照，相得益彰。如羊山集战斗失利后，刘伯承以个人的名义上书中央检讨，邓小平看后默默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又如在决定部队南进前夕，刘邓夜不能寐，隔窗相望，心有灵犀一点通。两位巨人情同手足，心心相印，决非是过去的银幕上所能见到的。影片对刘邓的塑造，不仅体现在宏观上的准确把握，还注意在细微之处揭示人物独特的性格。无论是从人物的形象外表到内在气质，还是从语言风格到工作方式及生活习性，都显示出两个人截然不同的差异，也正是在这种差异中使人物的个性突现出来，刘伯承的儒将风范，邓小平的统帅气魄；刘伯承的恬淡谦退，邓小平的雷厉风行；刘伯承的广征博引，邓小平的一针见血；大到战略思考，小至饮水吸烟或怒气冲天或谈笑风生，把刘邓的不同性格描摹得栩栩活现，把刘邓之间的关系梳理得唯妙唯肖，使我们如见其人，如聆其声，这不能不说是《大转折》在塑造领袖人物方面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战争巨片能否给人强烈的震撼，不单纯依靠那些震耳欲聋的连天炮火和无坚不摧的金戈铁马，而在于真正写出战争中的人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世界。《大转折》紧紧抓住这个“情”字做文章，可谓是酣畅淋漓，催人泪下。如百姓为烈士钉棺一场戏，晚霞中半剪影的人物与天空组成黑与红的浓重色调，唢呐怆然长啸引发的钉棺声不绝于耳，如重锤敲打在人们的心上，令人悲痛欲绝。如因违反纪律被执行枪决的连长，在刑前的禁闭室里，部队领导与他相见无语，从衣兜里掏出半截香烟，点燃后送在他等待捆绑的手中；在押赴刑场的大会上，老百姓撕心裂肺的呼喊和战士默默无语的泪眼；在连长死后的坟前，刘邓伫立默哀的情思，一面是铁的纪律冷酷无情，一面是革命队伍情义浓郁，道是无情胜有情。如在细雨、残雪中的四个身着褴褛衣衫的妇女，久久地沉默，忧伤的眼神传递出求生的渴望，真好像是“于无声处闻惊雷”，给邓小平、李先念及所有的战士强烈的情感震撼。还如战士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在清澈的泉水中舒展带着伤病的裸体，思乡情切的信天游与爆豆般的枪声形成独特的声画对比，战士把生死度外的超然豁达的乐观主义情调，如潺潺流水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或许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大别山的巍峨挺拔也渐变朦胧，但这些浸润着深情的人物形象将长久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但不满足的是，影片的编剧、导演还应该更深入地把笔触伸向人物的灵魂，敞开人物的心扉，让感情飞瀑奔泻而出，无拘无束地自由地流露和抒发对生活的爱恋，对妻女、家庭的亲情，这可能是《大转折》的遗憾，却不能说是观众的苛求，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部史诗性的战争巨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