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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献给创业者——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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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正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7-05-04
第11版(当代青年)
专栏:

  鲜花献给创业者
——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本报记者唐维红
5月的北京,充满阳光、鲜花与欢笑。正是在这个像青春一样美好的季节里,5位来自大江南北的青年荣获首次颁发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这是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当代青年的最高荣誉。
默默耕耘、不怕挫折、甘于奉献、敢于创新——5位获奖者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成功者所应具备的素质与精神。
每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都会有多种选择,而秦文贵却每一次都选择了柴达木。
1982年,从华东石油学院毕业后,秦文贵选择了柴达木,来到青海油田钻井工程处工作,在“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荒漠戈壁上一干就是15年。从井队技术员干起,历任井队队长、钻井工程处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一步一个脚印,秦文贵由一名大学生成长为石油生产一线的科技骨干。
为了多出油,出好油,为了缩小青海石油工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秦文贵用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心血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题,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积极探索固井新工艺的推广应用,基本消灭了小钻具通井事故的发生,仅这一项,全年节约数十万元;他精心设计推广双级固井和7寸尾管完井技术,通过两口深开发井的试验应用,每口井节约成本60余万元……
1995年,秦文贵在尕斯油田处理技术套管事故时,提出了钻井简化套管程序的大胆设想。他放弃冬休,送走妻儿,一头扎进研究中。经过半年的苦心钻研和日夜奋战,秦文贵和他的课题组完成了这一课题的可行性论证,并成功地打出了4口深开发井。在这180多个日日夜夜里,34岁的秦文贵竟白了一头黑发。当又黑又瘦、满头白发的他推开家门时,女儿盯着这位“陌生人”藏到了妈妈身后,当妻子确认此人正是自己的丈夫时,痛哭失声……
1992年,组织曾选派秦文贵到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学习。他珍惜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国外石油工业先进技术。在秦文贵即将结束在加拿大的学习时,某公司郑重邀请他留在加拿大工作,秦文贵不为优厚的条件所动,毅然选择了养育他的祖国,回到了条件异常艰苦但亟需人才的青海油田。因为他深深知道,祖国的西部开发需要知识和人才。
从一名小学徒,到一名技术尖子,在李斌的情感深处,已牢牢地把自己和工厂联结在了一起。他总是说,厂塌了,倒霉的是全厂工人。
李斌,上海液压泵厂一个普通的青年工人,因为他对自己企业长年累月的默默奉献,使他获得了许多荣誉: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首届十大工人发明家、全国杰出青年岗位能手。
从1980年技校毕业进液压泵厂做学徒开始,李斌刻苦学技,短短3年,他学会了机加工的全套手艺。为了学习新的科技知识,他考取了上海电大,学习机械制造工艺和设备专业。
进入电大后,李斌知道除了他们平时用的普通手控机床,还有一种自动控制的数控机床,能加工出靠手控极难达到的零件精密度。于是,他又开始自学英语和德语,了解掌握国外关于数控理论的先进技术和知识。
1986年,厂里派李斌等工人到瑞士冯劳尔公司培训。李斌在公司工作期间,凭着自己的刻苦钻研,成为该公司有史以来第一位有权调试上亿元数控机床的亚洲人。
学得一身操作数控机床技术的李斌回国后,工厂已经陷入困境,李斌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着,奋斗着。他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工厂的振兴努力。
他是车间最忙碌的人。生产中遇到技术难题,他总是不分份内份外主动帮助解决。1995年10月,厂里接到赴韩国展览急需的A8V107泵的生产任务,要在两天内完成。在缺乏该泵所需数控机床操作程序的情况下,李斌从编程调试入手,连续工作36小时,按时完成了任务,为企业赢得了荣誉。
回国短短五六年时间,李斌大胆革新尝试,共完成革新项目20项,节约外汇3.63万美元,创造效益280万元,其中他革新设计的埋入式七等分球窝夹具在数控车床加工方面填补了国内空白。
在国外培训期间,德国公司曾以优厚的待遇留他,被李斌谢绝了。回国后,合资企业又以高薪聘请他,李斌也谢绝了。李斌说:“都走了,把国有企业交给谁?我不相信国有企业搞不好。”
李斌深知,要彻底解决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只靠一个人是不行的。1996年3月,他挑头成立了“李斌小组”,不仅毫无保留地传授知识和技术,带出了一批生产技术能手,还以自己爱岗敬业、尽职尽责的行动,影响了一大批青工。如今,全厂青工学技术、上夜校蔚然成风。
从找到科技致富之路的那一天起,刘笑做得最多的就是用自己掌握的技术去带动和帮助山区农民脱贫致富。
刘笑出生在吕梁山下的农民家庭,因为家里穷,父母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富旺”。1980年,高中毕业后,他选择了文学之路,4年的笔耕,他收获得的只是一摞比他还要高的退稿。这以后,他孵鸡、喂猪、养兔、种蘑菇、栽天麻,尝试了许多,可由于缺乏技术和经验,都以失败告终,钱没挣下一分,债却背了2000元。
刘笑不服输:难道农民的命运就是“听天由命”?1984年,他又开始了新的尝试。他第一次把科技引入了田地。他凭着别人向他推荐的半捆地膜,又弄了三两西瓜籽,种下了一亩地膜西瓜。由于技术运用得当,管理精心,西瓜提前20天上了市,卖了好价钱,一下子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这时,刘笑觉得他找到了与天斗、与地斗的法宝,那就是科技。这一年,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刘笑”。
第二年,他承包了村里的4亩滩地,全部用薄膜覆盖种西瓜,并引进12个西瓜新品种,结果一季西瓜就收入了6000元,成了远近闻名的“西瓜大王”。
尝到了科学种田甜头的刘笑,认定了科学致富的路。地膜西瓜的成功,没有使他满足。看着吕梁层层叠叠的山峦,他想的是要在海拔近千米的干旱高坡上种瓜、种菜,于是他开始了被称为“气死天”的旱地水作物种植研究,终于攻克了“旱地水作物全封闭种植法”和与之配套的“旱地保柔性膜体结构材料”技术,获得国家专利,为结束当地旱地、山地靠天吃饭的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5年,刘笑主动请缨,承包了王庄和吴家山两个特困村3年脱贫的任务。在他的指导帮助下,两个村普遍应用了“气死天”技术,种植无公害蔬菜300多亩,两村人均收入由1994年的400元,翻了一番,达到了800多元。
公举东说:四年军旅生涯,丢掉的是羸弱,升华的是灵魂;抹去的是困惑,坚定的是信念;告别的是抑郁,燃烧的是火焰。
1996年冬季征兵,华东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学生“参军热”。南京军区征兵部门对541名刚步入军营的大学生调查后得出这样的答案:公举东是他们走向绿色方阵的引路人。
公举东1991年从山东临沂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临沂教育学院组织人事处工作。1992年12月,他作为地方大学毕业生、国家干部,自愿报名参军,成为“南京路上好八连”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士兵。
入伍之初,不习惯苦和累,他早有思想准备;让他寝食不安的是,自己体质体能差,训练总是落于人后。“当兵不练武,不算尽义务;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公举东横下一条心,向身体的极限发起挑战,每天早、中、晚给自己“开小灶”,强化体能训练,强度超出别人3倍以上。8个月间,公举东从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锻炼成了小老虎似的战士,团骨干集训结业考核时夺得6项第一。
走上班长岗位后的公举东,给自己定下了更高的标准,思想上做表率,行动上做标杆,处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立志让全班战士都成为“政治思想强,军事技术精,作风纪律严,完成任务好”的优秀士兵。3年中,他带出了4个先进班,他所带的36名战士中,14人立功入党,5人考上军校,16人担任了正副班长,28人次被评为优秀士兵。他带的班连年受到嘉奖,去年底又荣立集体三等功。
因为有了宋芳蓉,大山里才有了孩子们的读书声,过去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山里娃,将自己写的春联贴上了自家的大门。
宋芳蓉,一个文静瘦弱的女孩,在海拔1800米以上“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的湖北省贫困山区艰苦办学8年,将自己的青春无私奉献给了大山里的教育事业。
1988年秋,中学毕业的宋芳蓉通过考试成了一名代课教师,来到顶坪单人教学点代课。顶坪紧靠着后河原始森林,阳春三月还是冰天雪地,金秋十月可能雪花飘飞。当时的顶坪小学实际只是一栋破旧的土家吊脚楼,楼上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子,用木板隔开,里面是寝室,外间是教室,楼下养着猪牛羊。在难以言状的清苦和寂寞中,宋芳蓉开始并坚持着自己的办学生涯。
小学有30多个学生,分为4个年级,一半寄读。宋芳蓉既当老师,又当炊事员、保育员。白天,她给学生上课,每一节课,都要从一年级讲到四年级,同时还要做饭、烧水,一天下来,声嘶力竭,筋疲力尽。大山里溪壑纵横,坡陡路险,宋芳蓉坚持每天送学生回家。下雨了,她轮流背学生过溪沟;下雪了,她早早起来为学生生火取暖。学生患病了,她给学生寻医喂药。
由于长期在高寒山区工作,宋芳蓉得了严重的风湿病、关节炎,多次摔倒在讲台、山道上。
8年中,宋芳蓉并非没有机会调离深山中的小学。但她想到自己走后,这里的工作无人接替,孩子们又要失学,就一次次留了下来,义无反顾地继续着自己的事业。
通过宋芳蓉的努力,几年来,学生的语文、数学双科合格率达到100%,其他各科成绩在后河乡同年级中均名列前茅。为了让更多的土家孩子能上学,宋芳蓉将每学期的学杂费由90元降到60元,几乎将自己的薪水全部用于贴补困难学生。8年来,从顶坪、三坪小学走出的近50名学生和如今在校的30多名学生,没有一个没得到过宋芳蓉的扶助。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是需要大批创业者的时代。唯有创业,个人才有前途,民族才有希望,我们国家才能以腾飞的姿态跨越新的世纪。
鲜花献给所有像他们一样的创业者!(附图片)
(照片左起依次为公举东、李斌、刘笑、秦文贵、宋芳蓉。张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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