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与希特勒现象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克隆”与希特勒现象
孟伟哉
英国科学家用克隆——无性繁殖技术——培育成功一只绵羊“多莉”。消息传出，世界轰动。此一信息播散后，另有几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大陆和我国的台湾，也相继公布类似的科技成就，牛呀、猪呀、兔子呀、青蛙呀，都有所“复制”。据报道，这一系列信息中，英国科学家克隆的“多莉”在技术上最先进——即它已超越试管婴儿的技术水平，从理论上和技术上都达到了可以克隆即复制人的境地。
于是，有了这样的惊呼：假如某个或某些不负责任的科学家有朝一日克隆出希特勒那样的人，岂不是人类的大灾难！
关于生命科学、遗传科学、生物工程科学，笔者是外行，对这类科技方面的事，没有发言权；然而要说到希特勒特别是克隆出一个希特勒，那就不纯粹是技术科学问题而是与社会科学有关，就不免有些感想。
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具体的人，生活于１８８９年至１９４５年，他的军国主义、沙文主义思想也即法西斯主义，既是他个人的思想和主张，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的一种历史现象。我们可以说希特勒是一个人，更正确地应该说德国历史上有一段罪恶滔天的希特勒现象。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是必然性通过偶然性的实现。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本世纪３０年代，德国社会自身的经济政治危机尖锐，它与周边国家乃至整个欧洲社会，均存在经济的、政治的、地缘的、民族的、历史的种种利益冲突。在各种矛盾发展演变过程中，当需要一个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做首领时，希特勒便适应这些矛盾冲突的激烈演进跳上历史舞台，以至于跳进舞台中心，成为最高代表——德国元首。
历史唯物主义是观察此种现象最正确的观点：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代表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因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说，是当时德国的社会环境和处于社会主潮的势力需要造就了希特勒，而不是希特勒骤然间改变了德国。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当外交谈判、协议条约不能达到目的时便诉诸武力、发动战争……希特勒德国的历史不正是如此的吗？
登峰造极的历史人物的个人性格，对历史运动也有相当影响，并会留下某些个人特色，但不会改变历史的总面貌总趋势。世人对希特勒性格的疯狂印象尤深，假定不是希特勒而是戈林或戈培尔成为彼时的德国元首，犹太人会免遭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能够不发生吗？
如是观之，希特勒作为人的一个个体微不足道，可怕的是当时德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土壤能生长法西斯主义——只要有这种土壤，就会滋生毒蛇，就会绽放恶之花。希特勒是这土壤中生出的一个大枭雄。
所以，关于克隆技术能不能克隆人，从科学角度、伦理角度、法律角度，尽可研究讨论以至于立法，而所谓“复制出一个希特勒岂非人类的灾难”则实属好心之谬见。
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们这些人已经化为灰烬和尘泥，已没有细胞存留人间，任何高超的克隆技术都不可能使他们再生。更何况，复制出某个人的形体和基因，并不等于复制出他的思想、观念和感情。我们真正应该担心的是，在这发展很不平衡的世界上，看看哪里还有滋生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土壤，甚至还在发展着这种环境和条件，并且警惕这种土壤、环境和条件“克隆”出新的扩张狂、侵略狂、杀人狂。
是的，这里说的不是克隆科学家的克隆，而是“克隆土壤的克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