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重新开始——悼念姚一苇先生 [复制链接]

第7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让我们重新开始
——悼念姚一苇先生
林克欢
惊悉姚一苇先生猝然辞世，殊深悲痛。去年１０月间，我再次到台北访问，曾专程到兴隆路的姚府拜访。姚先生刚动完心脏手术不久，人显得清瘦一些，但谈锋甚健，谈戏剧众语喧嚣的现状，谈当代人失其所归的精神困惑，谈两岸的戏剧交流，侃侃直言，兴致极高。可惜我的日程甚紧，不足一小时便起身告辞，匆匆而聚，匆匆而别，不料竟成永诀。
与台湾当代戏剧家的交往，神交最早也最令我敬重的，便是姚一苇先生。１９８２年春，由陈女士指导，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上演了姚先生的《红鼻子》。这是两岸隔绝３２年后，北京上演的第一出台湾戏剧，连演６０余场，盛况空前，成为当年中国剧坛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托人辗转将剧照、演出资料和我编撰的《〈红鼻子〉的舞台艺术》一书送到姚先生手里。时隔１１年，１９９３年青艺到台湾演出，姚先生在《时报周刊》上撰文提及当年的心境：“我当时的心情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像这样沉寂多年、乏人问津的剧本，竟然获得彼岸人士的欣赏，予以演出。惧的是，当时两岸的关系仍然紧张，生怕有人问我有何感想，因为说话稍有不慎，有可能被扣上一顶帽子。”他在文章结尾处写道：“时势在变，环境在变，种种人为的隔阂，亦慢慢在消除。但无论如何，在两岸的文化交流上，陈和青艺剧院则远远走在前面，早在１１年前，我连做梦都不敢的时代，便跨出那一步，那成功的一大步。”（《一个〈红鼻子〉嗅出母亲的讯息———我与青艺的一段缘》，《时报周刊》第７９６期，１９９３年５月）
姚先生长期在银行供职，戏剧是他的业余爱好。然而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潜心钻研戏剧和艺术理论，转益勤学，会通中西，由业余而专业，由编而导，著作等身，学生遍及台湾艺文界。在提及一生的成就时，他自认：剧作第一、理论第二、散文第三、翻译第四、旧诗第五。（见李映蔷：《作诗过年》，《联合报》１９９５年３月６日）可见戏剧创作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戏剧之于他，是一个生命的舞台，借以呈现他的哲理思考与人生感受。姚先生一生写过１４出戏，其中以《红鼻子》影响最大，曾先后多次在台北、北京、上海和日本的岐阜市等地演出过。
姚先生关注人生，勤于思考，他的作品极具思想深度和艺术风采，自我失落和对自我的重新寻找，始终是他所关注的重心。在《红鼻子》中，他描述了一个出身富裕家庭、一切均由父母和妻子替他安排好了的青年神赐（红鼻子），不满足于物质的富足与精神的贫困，离家出走，毅然投身到社会生活的洪流中，去寻找人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他教过书，当过推销员、记者，摆过摊子……无一成功。最后，在一个江湖杂耍班子中当了一名插科打诨的小丑。戴上小丑的假面，他无拘无束地与他人交往。透过小丑的假面，他看到了资产者的伪诈、刻薄，看到了小私有者精神的空虚与智慧的贫困，看到了被异化了的社会和被扭曲了的人性。然而，脱下面具，他便显得拘谨、局促，无所适从，连杂耍班子的同伴也认不得他。人的本来面目与面具难以剥离的复杂关系，长久地困扰着姚先生。
在《Ｘ小姐》中，姚先生重复了人的失落的主题。Ｘ小姐的失忆，Ｘ小姐对自己的名字（命名）和身份的遗忘，其实正是自我失落的舞台隐喻。在姚先生看来，这是一个物质、时尚、各种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思潮将生活的目标、生命的意义蒸发得无影无踪的文化工业时代。曾经为作家们苦苦追寻的价值深度，已被哗众取宠的花哨与平面化所取代。在《〈重新开始〉后记》中，姚先生写道：“回到人的本位上来，我想应该不是记号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记号”，“‘人’的意义不是外来的，而是来自他自身。”在他看来，人在历史中的价值意义，人对给定现实的超越，端赖于人类自身不折不挠的创造性劳动。他给在人海中浮沉、历经磨难而又想活下去的人留下的忠告是：“爬起来，重新开始。”在《红鼻子》的末尾，体现宗教超越精神的神赐（红鼻子）的自沉，偏重的是个体生命的解脱；而在《重新开始》的末尾，男女主人翁丁大卫、金琼的握手相拥，尽弃前嫌，决心“重新开始”，则可以看作姚先生经过多年苦思之后对人类未来所抱持的希望。
姚一苇先生晚年剧作风格大变，从繁复走向单纯，从浓烈归于平淡，如《Ｘ小姐》、《重新开始》，竟清空得如同流水落叶、疏林晚钟。然而在言之讷讷的外表下面，却深藏着一个久经世故风尘的睿智老人对艺术与人生的体悟、持守和战胜虚无、“重新开始”的坚定信心。
在７０年代末期，台湾戏剧处于寥落、冷寂的年代，姚先生接任话剧欣赏委员会主任委员之后，以罕见的胆识和务实的精神，筹划、主办了五届实验剧展，推出了近４０个实验剧目，吸引了为数不少的青年观众，为台湾戏剧的重新兴起准备了一批编导骨干，预告了一个台湾戏剧新时代的到来。
姚先生满腔热忱地支持年轻人的戏剧探索，主张让他们大胆尝试，打破传统剧场的限制，尽可能发挥想象与创造能力。他相信“年轻人具有无限的可能！只要放手让他们去做，何愁新剧不出现，剧运不勃兴！”（《年轻，无限的可能！》）虽然随后汹涌而至的小剧场活动，其舞台形态、戏剧观念和商品个性，完全出乎姚先生的意料之外，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戏剧、女性主义戏剧一浪盖过一浪的喧嚣，泥沙俱下，真假莫辨，姚先生也不免产生某种困惑、晕眩的感觉。在《后现代剧场三问》等文章中，姚先生一面为后现代剧场切脉问病，一面也将自己的疑问坦荡地呈露给世人。
姚先生一生既非株守旧道，也决不苟且遁世。对人生，姚先生有自己的操守、坚持；对戏剧，姚先生有自己的见解、爱好。我深信，当尘埃落定，嚣动的声音终被历史所磨洗之后，姚先生的信守和坚持，将益发显现其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