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历史性抉择 [复制链接]

第9版(理论)
专栏：香港回归祖国论坛③

　　伟大的历史性抉择
李世安
邓小平在解决香港问题上，为中华民族和全世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夕，我们由衷地缅怀邓小平和平收回香港的丰功伟绩。
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在收回香港的斗争中，邓小平作出了历史性抉择，反映了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的宽阔胸襟和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代表了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愿望和所有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声。他把坚定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使香港的回归成为可能。邓小平的原则是：在１９９７年一定要收回香港，这是不可动摇的。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４日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话时，坚定不移地表达了中国要收回香港的决心：如果中国在１９９７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４８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此前，他以坚定的语气阐明了中国对香港问题的三点立场。他说：第一个是主权问题，关于主权问题，中国没有回旋余地，“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他非常明确地说：１９９７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接着，邓小平又指出：再一个问题，是１９９７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１９９７年的１５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然后，邓小平提出中英双方谈判在两年内完成。针对撒切尔夫人所说的一旦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时，邓小平针锋相对地说：那我们就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并郑重警告英方，如果在１５年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波动，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与方式另作考虑。同时，邓小平也考虑到各方利益，提出在香港回归的前提下，建议中英谈判，解决双方的分歧，这就显示出策略的灵活性。面对英方在谈判桌上仍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和“以主权换治权”的无理要求，１９８３年９月，邓小平在会见访华的英国前首相希思时，劝告英方改变态度，以免出现到１９８４年９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的局面。１９８３年１２月，英方被迫同意以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为谈判基础。经过２２轮的艰苦谈判，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９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了中国政府将在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实践证明，邓小平关于收回香港的战略和策略是完全正确的，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奠定了基础。
为了保证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回归后繁荣稳定，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以务实的精神来解决香港问题。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在制定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过程中，提出了“一纲四目”的设想，“一纲”即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它问题由台湾当局处理。“四目”即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由蒋介石、陈诚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然而，毛泽东、周恩来没有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也未想到把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用于解决香港问题，还未形成系统理论。邓小平在考虑台湾问题时，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并把这一构想首先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后来，邓小平又补充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两个原则，使“一国两制”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完善。“一国两制”是一个科学性强和操作性强的伟大战略构想。因为香港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中国与英国两个国家，香港是一个著名的自由港。如果武力收复香港，会带来不利的影响。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有利于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和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有利于促进全国的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经济的交流与合作。要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就要找到一个中国、英国及香港三方都能接受的政策。这就是说只有在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充分尊重香港的历史、现状，使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变、法律基本不变、自由港地位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不变，这样才能实现和平解决香港问题。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正好满足了上述要求，因此很快为各方接受，推动了香港的回归。
抓住根本，一抓到底
邓小平在抓住根本、打开局面后，一抓到底，切实解决一系列问题，保证了香港的平稳过渡和回归。在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谈判期间，邓小平往往在关键时刻，亲自解决谈判中出现的许多重大棘手问题。在必要时，他亲自出面与英国要人进行交涉。例如，为了防止过渡时期香港出现动乱局面，邓小平在１９８４年７月３１日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说：我们非常关注１３年过渡时期，只要过渡时期安排好了，我们并不担心１９９７年后的事情。为了确保过渡时期香港的平稳，邓小平向英国提出了五点具体意见：第一，希望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港币发行量究竟多少？港币信誉好是因为储备金雄厚，多于发行量，不能改变这种状态。第二，我们同意可以批出１９９７年后５０年内的土地契约，而且同意港英政府可以动用这种卖地收入，但希望用于香港的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作行政开支。第三，希望港英政府不要随意增加人员和薪金、退休金金额，那将会增加将来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负担。第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第五，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这五点非常具体的意见，预见到了有关方面可能玩弄的花招，从政策上防止了英国可能制造的混乱，迫使英国进行合作，不敢明目张胆破坏中英联合声明。
对在实践中英国的阳奉阴违，暗中破坏，邓小平及时给予反击，制止了英国的阴谋。例如，关于英国玩弄“三脚凳”的手法，即遭到邓小平坚决反对。所谓“三脚凳”的花招，是港英政府为加强他们在谈判中的地位而提出来的。英国要求在中英谈判中还应有港府与“港人”的代表。众所周知，港府是英国统治香港的机构，既然有英国政府参加谈判，就不必再有港府代表参加。因为他们的参加，明显是为英国利用，给中英谈判增加麻烦。至于“港人”代表，也是将由英国选派“亲英”的港人担任，他们并不能代表６００万爱国爱港的港人。邓小平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坚持谈判是中英两国政府间的事，港府与“港人”不能参加。同时，邓小平对“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含义，作了有利于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解释。为了保证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保卫中国的国家安全，邓小平坚持收回香港后，中国将在香港驻军。邓小平明白表示，无论什么人在香港问题上制造麻烦，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都有决心、有能力按期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一国两制”这一构想和决策一旦付诸实施，必须依据法律的条文和威严。对此，邓小平也有明确的论断。１９８７年，他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严肃地指出：“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一个新的事物。”这一段话，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邓小平为保证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国两制”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对解决香港问题和香港的回归，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一科学构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根据我国国情，实事求是地、科学地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一个国家统一问题的成功尝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一国两制”在解决香港问题上的成功，具有国内国际意义。在国内，香港回归祖国，为解决澳门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树立了一个典范。澳门回归祖国，就是由香港问题带动的。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３日，中葡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在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使我国的统一大业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随着“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台湾问题也终将得到解决。在国际上，“一国两制”为世界各国解决国内、国际争端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为解决国际上长期遗留的复杂问题，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