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工程浅议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基因工程浅议
李学江
早在刚刚跨入９０年代时，人们就开始以满怀期盼的心情谈论着２０００年的来临，期盼着新世纪能给人类带来新的进步、新的希望。那么新世纪将以什么作为自己的标志和象征呢？“本世纪是物理学和化学的世纪。”１９９６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伯特·柯尔教授说，“但是已经很清楚，下个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其实，新世纪已经提前降临，１９９６年７月，它悄然降临在苏格兰卢斯林研究所的实验室中，它的名字就叫多利。它宣告，地球有生命以来的一场伟大的生物革命已经开始。
多利是基因工程的象征，它所能带给人类的巨大利益可说是难以想象的，此处仅能举其初露端倪者。
基因工程首先将促成农牧业产生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它的意义将不仅仅限于保存、复制现有物种和濒危物种，更在于改良和优化这些物种。缩短生产周期，提高和丰富食物质量，从根本上更有效地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那就是吃饭问题。
更重要的也许是，基因技术将在人类同各种疾病的斗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一方面，人类可以利用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新的更有效的药品和病人所需的移植器官；另一方面，人类可以通过破译遗传密码，探明各种疾病的致病机制，从而控制和战胜它。
更可喜的是，人类可以通过基因技术创造出为人类服务的新的物种。据报道说，四年前，华盛顿卡内基学院将一个基因植入了拟南芥菜细胞内，从而将这种植物变成了一种塑料原料。其重要意义在于，塑料的生产从此可以不再依赖煤和石油作原料，这就解决了矿物能源的消耗和污染问题。
然而，可惜的是，人类被自己的发明惊呆了、吓坏了。由于过于专注于它可能给社会带来的法律和伦理后果，而没有充分意识到它的伟大意义，因而，对多利的诞生，恐惧多于惊喜，诅咒多于祝福。消息公布后，英国政府立即停止了对罗斯林研究所的资助，西方其他一些政府也宣称不许进行人和动物的复制研究。理由是这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法律和伦理危机。
应该说，法律是人制定的，是社会现实的反映。社会有能力，也应该根据新的社会现实去补充它、完善它，创造符合新的现实的新法律。伦理道德同法律一样也属于上层建筑，它也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有所改变。以试管婴儿为例，很多已长成的婴儿同样并不知生父（捐献精子者）为谁。借腹生子也是一样。但这些曾一时引起非议的新事物，现已为人们所接受。推而广之，那些战争中的孤儿，那些天灾中的孤儿，那些被遗弃的孤儿，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父母是谁呢？我们不甚关注身边千千万万孤儿的身世，却为尚未出生的婴儿的父母问题忧心忡忡。难道这不是某种虚伪吗？
所谓复制人会造成人类生存和适应能力的退化，也是没有根据的。如上所述，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优生技术，选取优良基因无疑可以加速提高人类的各种能力，包括应变和适应能力。
所谓可能被狂人所利用，复制出更多的“希特勒”，更是危言耸听之谈。人是社会动物，他的作为不能不受制于社会环境，这就是俗语所说的时势造英雄，时势造狂人。希特勒只能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即便造出一个与希特勒一般无二的人，他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可能被人们当成疯子。但如果复制出另一个爱因斯坦，另一个爱迪生，他们虽未必能再度成为科技巨擘，却仍可能为人类作出宝贵贡献。这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多半凭借的是个人才智，较少受制于社会时势的原故。
但是请不要误解，本文绝不是鼓吹复制人。事关人类未来，复制人当真是要慎之又慎的。但人类又不能因此就谈“人”色变，裹足不前，禁止研究和创造有益于人类的新的物种。的确，回顾科技发展史时，我们会发现，每次科学技术上的新突破都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一定的困扰，甚至灾难。如火药的发明，原子裂变和核聚变的发现，无不如此。但同一部科技史也证明，人类也完全有能力控制这些发明，避害趋利，使其为自己服务。以复制人为例，我们是否可以从一名得了不治之症的独生子女那里取得基因，复制那个孩子，来医治父母的创伤？从伦理和法律角度说，这种复制与试管婴儿又有什么不同？有何不可？我认为这个问题就很值得探讨。
西方许多人反对这一研究，除了伦理和法律上的考虑外，可以说更多地是根源于宗教信仰之中。在他们的观念中，只有上帝才可以创造物种。人是不可以优越于上帝的，否则人类都要受到惩罚。这就是一些西方政府作出过度反应的真正原因所在。不过，复制人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西方国家即便立法严禁，也未必防止得了。英国政府停止资助并拟将罗斯林研究所私有化。而美国总统也只是下令禁止政府拨款资助复制人的研究，这都表明通过私人资助进行研究的路并没有完全堵死。且一国限禁了，还可以转移到其他国家去进行。由此看来，一旦复制人的技术难关被攻克，成本被接受，禁止复制人未必会比禁止杀人容易些。人类既然有能力发明，也必定会有能力驾驭自己的发明和掌握自己的命运。还是让我们满怀信心地欢迎多利，欢迎新世纪曙光的早日普照吧。（附图片）
远眺美国丹佛市。 郭江琴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