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全局看丰收——丰收启示录之一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站在全局看丰收
——丰收启示录之一
本报记者何加正彭俊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连续两年，我国粮食丰收了。
增产的幅度很大，两年相加，增产达４５０亿公斤。
数字意味着什么？丰收意味着什么？这两年的丰收和过去的丰收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它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向全国乃至世界又说明了什么？
当我们看到囤满仓足，不再为市场粮价上涨感到担忧的时候，可能很少去思考有关这方面的问题。
不错，就像有世界就有矛盾存在一样，丰收之后也有丰收之后的苦恼。仓储不足啦，运力短缺啦，局部地区收购工作一时出现困难啦，等等。但这些是不应有的问题呢，还是前进中的一时困难？
现在，回过头来认真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也许不是一件多余的事情。
丰收是来之不易的。这是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农业的一个重大突破，对我国改革和发展进程将起着重大的影响
采访中，一位长期从事农业研究和农村工作的同志说了这样一段话：８０年代，我们曾提出过“两个八百”的目标，一个是人均８００美元国民生产总值，一个是人均占有８００斤粮食。后来，后一个８００不提了，只提粮食总产目标，不提人均，原因何在？怕做不到。
担忧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两个最基本事实：一是建立在比较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脆弱的生产能力；二是拥有１２亿之众的庞大人口状况。这是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前者，决定了粮食生产要不断有重大突破很不容易，甚至是难做到的。后者告诉我们，每人平均增加０．５公斤粮食，全国就要增加６亿公斤。更重要的是，这一对矛盾中，土地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逐步减少的趋势难以改变，而人口却在年复一年地增加。粮食总产有所增加有可能，而要达到人均４００公斤确实难上加难。我们曾经经过反复的努力，有几次行将接近这个目标，但终究未能实现。
１９８４年，农村突破性的改革带来的生产者空前高涨的积极性，加上多年积攒起来的生产能力爆发性的发挥，我国粮食产量出现了一次飞跃性的增长，但人均也未突破４００公斤的消费保障线。
然而，今天当我们打开国家统计局的公报，看到的却是：１９９６年，我国粮食总产达到４９００亿公斤。这个数字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这是我国历史上粮食总产最高纪录；第二，意味着破天荒地达到了我们渴望已久的全国人均占有粮食４００公斤的消费保障线；第三，提前四年达到了“九五”计划提出的２０００年的低线目标（４９００—５０００亿公斤）。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说它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并不为过。尽管４９００亿公斤的高产并不代表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生产能力，粮食生产的基础仍很脆弱，但我们确实创造了新高。撇开其他不谈，仅数字本身，意义就非同小可。它表明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经过全党和全国不懈的努力，我国农业取得了新的突破。
８０年代初，我们创造过粮食奇迹。它是由最初的突破性的改革为动力带来的。此后，我们的通常看法是，再难有像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有巨大带动作用的改革措施了，因此，农业要有新的重大突破不可能。而去年恰恰就取得了这样的突破。这是我们谈论粮食问题时有必要考虑的一个重要背景。
丰收的外在意义又何在呢？首先在于对社会的保障作用。采访中，一些同志谈到，农业对社会一切事业的支撑，最根本的是粮食的支撑。今天我们的食物概念已不仅仅是粮食。肉类、水产、水果、木本果实等，都是粮食的替代品。但不可否认，粮食仍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看到畜牧、水产品等可以代替粮食的时候，要看到它首先需要消耗粮食。因此，不要说工业等其他部门，光是农业自身，粮食达不到一定的保障线，也难以发展和繁荣。
８０年代初农业连续丰收为８０年代中后期我国改革开放事业顺利向城市和各个领域推进奠定了基础；相信，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的农业丰收，也定将对我国下一步的改革开放事业产生重要影响。
丰收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发生在一个最需要丰收的时刻。它对于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软着陆”和再起飞，意义重大
在今年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李鹏总理向全体代表，也是向全国人民报告：国民经济快速增长，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是去年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
去年，我国物价涨幅６．１％，国民经济保持了９．７％的增长速度。
两年前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１９９４年，我国物价涨幅高达２１．７％，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也许我们已经淡忘了当时的情景。飞涨的物价，不仅有可能打乱正常的经济发展秩序，而且容易动摇人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这种现象如果持续几年会是什么结果？
通货膨胀的起因是多方面的，但如果我们把时间的镜头稍稍再向前推进一些，就会看到，１９９３年下半年起，我国市场粮价开始上涨，到年底，平均上涨了２７．７％。这难道和１９９４年的通货膨胀没有必然的联系！
研究工作者认为，因粮价上涨推动食品上涨而带动整个物价上涨的因素是显而易见的。而决定粮价的根本因素又在于粮食生产的丰歉。他们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１９８５年粮食减产６．９％，物价上涨８．８％；１９８８年粮食减产２．２％，物价上涨１８．５％；１９９４年粮食减产２．５％，物价上涨２１．７％。相反，１９９０年粮食增产９．５％，物价比上年回落５．７个百分点；１９９５年粮食增产４．８％，物价涨幅比上年回落６．９个百分点；去年，粮食增产５％，物价比上年回落８．７个百分点。
这些数字也许简单了些，但它已经向我们勾勒出一条非常明确的波动曲线。粮食，对物价涨落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１９９６年底，我们向世人宣告，我国经济经过３年宏观调控，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
我国经济曾一度出现过过热。１９９３年下半年，中央开始实行宏观调控。在众多的调控措施中，人们应当清楚地记得有这样一条：从１９９４年起提高粮价４０％。其后，又一次提高粮价。
在通货膨胀威逼，物价上涨的紧急时刻，作出这样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决定，显然带有一定的风险。采访中，一位老农业经济专家说，冒着通货膨胀加剧的风险采取了提高粮价的措施，非常艺术。
提价的结果，调动了亿万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粮食增产了，市场粮价不仅没有上去，反而出现了稳中有降。
连续两年，我国通货膨胀被成功地抑制，应该说是多种措施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但显然离不开粮食丰收、粮价稳定这一基本前提。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城乡居民生活费支出中，用于食品的支出要占一半以上，食品价格的变动，对整个社会物价水平变化影响巨大，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研究工作者测算，１９９６年前三季度，我国食品价格涨幅比上年同期回落２０．２％，影响价格总水平７．８个百分点。在同期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回落的１０个百分点中，有３／４是由食品价格的回落引起的。可见，１９９６年物价涨幅降低到６．１％，粮食丰收功不可没。
丰收了，有了丰收以后的矛盾。各地和各有关部门正在为解决这些新矛盾而积极努力。当我们被新的困难困扰的时候，要不要设想一下，假如我们面对的不是连续两年丰收，而是连续两年减产，现在的情况又会怎样？
去年是执行“九五”计划和实现２０１０年宏伟远景目标的第一年；今年，我们将实现香港回归和迎接党的十五大召开。新的继往开来的宏伟大业正等待我们去完成。粮食，不仅是１２亿人口稳定的前提，更是发展的保障，我们不能不去认真地对待它。这就是大局。
粮食历史性丰收，用事实向世界证明了我们的一个诺言：中国完全有能力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当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民以食为天。”粮食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着不可替代的先决条件。人类要生存，社会要发展，一天也离不开粮食。正因如此，粮食问题，一直成为全世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和热门话题。
随着人口的急剧膨胀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粮食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这已成为世界性问题。在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矛盾更显尖锐。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快、对粮食需求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粮食问题，自然成为世界粮食问题焦点中的焦点。
１９９４年，国际上有人提出“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认为，２０３０年之前，中国将面临粮食严重紧缺的局面，并断言，届时世界上将没有人能养活中国人。善意的人开始担心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别有用心者则借机大肆散布“中国威胁论”。
中国向世界表明，我们完全有能力自己解决吃饭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用占世界７％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２２％的人口。进入９０年代，中国政府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关注着粮食问题。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的丰收，就证明了这样一种能力。
当然，我们不能盲目乐观。粮食丰收，除了政策性因素以外，还有很多自然因素，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现在，我国粮食生产还面临着很多困难。耕作方式比较落后，现代化程度较低；灌溉设施不足，相当多的地方还是靠天吃饭，等等，这些都是粮食生产的制约因素。丰收以后，如果出现盲目乐观，不加重视，这些人为因素，也有可能造成新的减产。
但不管怎样，我国粮食生产的前途是光明的。在我国现有耕地中，有２／３属中低产田，粮食亩产比相同气候条件下的高产田低１５０—２００公斤；我国还有大量的后备耕地资源，全国宜农荒地约有５亿亩；我国粮食生产的科技含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等等。所有这些说明，我国粮食总产量的提高仍有潜力可挖。今后一段时期内，在适当条件下，粮食总产还有稳步提高的可能。
中国是世界产粮大国，也是粮食消费大国。中国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不仅稳定了国内的粮食市场，也能稳定世界的粮食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丰收，意义是世界性的，９亿中国农民为全人类做了一个大贡献。